谭建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深化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这样，对志愿服务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既要有理论创新的研究，也要有面向实践的调查。我在最近几年，尤其是退休以后，没有职称评聘压力和考核指标压力，就逐渐减少学术研究、理论研究，转向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应用性调查辅导。我采取“面向乡村、面向社区、面向志愿者、面向老百姓”的调查研究方法，走进全国各地的县区、镇街、村居，与基层志愿者、热心群众交流沟通、思考提炼。这期间，我随心所欲、有感而发，撰写大量的记录和分析文章。既不是课题研究需要的结项材料，也不是评估考核的学术文章，更不是赚取稿费的流量文章。这些都是根据志愿者的需要、基层干部需要，撰写出来，提供各类公众号转发，提供有需要的人阅读和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也算是非常称职的专业志愿者，每周必定有一到两篇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的辅导文章，义务提供学习参考；虽然没有纳入系统计算时数，也没有申请各种奖励激励；只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感觉有用就非常满足了。有时候，我也很难给自己撰写的文章分类，有些文章是对一些地方创新的分析、有些是志愿服务类型的探讨、有些是文明实践发展的论述，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我最高兴的就是听到不止一个志愿者骨干说，“谭教授，我经常拿着您的文章去讲课，抽取几个观点，结合自己的案例，对志愿者就很有启发。”听了这些话，我感觉自己作为专业志愿者就很有价值，不求其他了。最近，有些朋友、同事建议我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撰写出来分享，让更多的人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有用知识。因此，我想到“做有思想的记录者”这个词，既踏踏实实做记录，也要蕴含有价值的思考和启迪，就是我们内心的追求，也是自我勉励的方向。
伴随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可能从新锐走向固守，但是作为记录时代、思考时代的人，就永远不能停止思想活力，永远不能停止追寻真理。我的成长年代，概括起来是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时代。文革中我当过红小兵大队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副指导员（学生指导员，配合老师开展工作）等等，幸亏没有做“打砸抢”的事情，只是幼稚地做过喊口号、搞活动等等。这些经历让我对极左思潮有警惕和戒备，如今在基层调查的时候对于搞形式假大空的东西容易辨识出来，及时回避和防范。改革开放时期，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在“文革”时期形成的左倾思维，伴随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进程逐渐改变；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一些崇洋媚外、追求世俗的倾向，干扰自己的认识和进步。只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矫正模糊认识、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我发现自己才能不断进步、跟上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时代，我配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党建引领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的发展，大量时间深入乡村社区调查研究，看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看到社区农村环境设施不断改善，看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逐渐形成新的思想认识。我曾经用三个年份介绍自己的一生“苦日子出生（1960年）、改革开放上大学（1978年）、新冠疫情退休（2020年）”，不论是悲是喜、是好是坏，都算是经历丰富、尝遍百味的人生。恰恰是这些经历，让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接触志愿服务的时候，就留下深刻的印象；90年代开始研究志愿服务的时候就倾注热情，一发而不可收；21世纪乐意为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而“鼓与呼”。有时候，记录各个时代的风采，不一定都是宏大叙事，也可能是非常细小的一些故事。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调查辅导的时候，到一个“白马骑兵连”志愿服务队交流，这些牧民志愿者传承新中国建设初期白马骑兵连战士为国爱民的精神，开展多种类型、帮助群众的志愿服务。我看到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是一位退役军人，很有爱心和热情，也非常有创意和想法。我们在蒙古包里面听他讲聚集牧民志愿者关爱互助、传播文明的故事，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号召力。这些田野调查的细节，恰恰是让我们很好地感悟时代、感悟生活的关键元素。我上至参加全国志愿服务立法专业论证，中央志愿服务文件专业讨论；下至为一个镇（街道）、一个村（社区）策划志愿服务活动等，也在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也感到有成就感，问心无愧。
我家人曾经说我特别有“平民情怀”。不论职称从助教做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还是社会兼职从社团会员做到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等，经常讲课、开会、调查、督导的时候，出入有接待、食宿有安排，但是我仍然习惯找一些时间、用一些方式深入民间、深入志愿者之间，做“平民调查”。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真正了解志愿者的“甜酸苦辣”。记得1995年我第一次研究志愿服务，是应深圳市义工联合会邀请进行调查分析。其中，约一位义工助残组组长交谈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外来务工人员，从事为高楼大厦清理下水道等苦和累的繁重工作，但是自从报名做志愿者以来，他投入全部休息时间，非常认真负责，不久就当选为助残组组长。那时还没有手机，志愿者获得服务对象的需求，往往是服务对象联系他的“BB机”。这位志愿者骨干说，“我只要听到BB机一响，就心头一震，非常激动，是残疾人又有需求了，我要尽快去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打工者、劳动者，也是可爱的志愿者。近几年，我不论是到北京、上海，还是去贵州、四川，或者到内蒙古、新疆等，在讲课、辅导之余，总是要留一段时间自主调查，不需要当地领导、专家陪同，就是自己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己在乡村农户穿行，看看民生百态、人情世故，了解志愿习俗、友善氛围。这种“像老百姓一样”的行走和生活，恰恰是最充实的，也是最能够了解人民群众需求，最能够品味乡村社区文化。
我很高兴、很自豪的感觉，就是到了某一个地方，基层干部、志愿者骨干说，“谭教授不仅仅做志愿服务研究，而且亲身参与和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是个实干型的专家。”确实，我从来没有将志愿者、将热心群众当“外人”，而是与他们交流沟通、探索创新的时候，一起激动、一起苦恼，一起努力、一起经历。记得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讲课和调查的时候，与“北疆石榴籽”志愿服务项目人员交流创立品牌和深化服务，讨论非常热烈、非常愉快，就像家里人商议合计事情。我在贵州省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调查的时候，听到山区乡村的农民专业服务队遇到困难、需要帮忙，拿起手机就打给北京“夕阳再晨”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张佳鑫、广州“启智”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李森，他们都非常乐意提供指导和帮助。这样，就前线城市和农村志愿服务的沟通交流、合作发展。还有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温泉镇、苏家坨镇、上庄镇等，与基层干部、志愿者骨干一起登上“贝家花园”山上的志愿服务基地、登上凤凰山的志愿服务基地，讨论农村城市化地区志愿服务的创新，旅游景点志愿服务的特色与魅力等等，真正融入一体、全情投入。这么多年来，从海南到吉林、从浙江到新疆、从河南到宁夏，我曾经为志愿服务组织策划的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提出的建议不计其数；为志愿者提出心态调节、理性变化的建议不计其数。我自己从来没有登记和汇总，但是一旦到了某个地方，走进某个组织，听到有人说“谭老师，您当时的建议我们采纳了，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就非常开心、非常欣慰。我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志愿者，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方面，很多志愿者做得比我好。然而，我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的志愿服务专家，竭尽所能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出主意、提建议，确确实实发挥积极的作用，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
作为志愿服务调查和研究的专家，一定要有对人民群众的爱，一定要有对志愿者的爱，一定要有对志愿服务事业的热爱。这样，我们说话和做事的时候，就不会是漠不关心的，也不会是“冷冰冰”的。记得在2005年前后，我到上海参加慈善基金会举办的“义工服务”论坛，遇到几位上海的阿姨。其中有位阿姨说，“谭教授好，我看了您的书很有启发。我们就是全心全意、踏踏实实做志愿服务的。”于是，我和这几位阿姨在会议间隙进行较多的交流，他们听了我的建议很有启发；我听了他们的志愿服务分享也很有收获。还有就是到南海区西樵镇樵华社区调查的时候，一位老年志愿者自嘲是“傻根（王宝强在电影《天下无贼》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社区书记说他是社区里最可爱的“根叔”。如有一次傍晚下大雨，路边一个下水道井盖丢失了，哗哗的流水让人民看不清楚，很容易掉进去发生事故。这时，根叔不仅仅打电话给城管报警情，而且在旁边的小店找来手电筒亮起来，自己作为“路灯”，左右招手让匆匆行人、骑车的人朝两边行走，避免掉入下水道。直到二三十分钟之后，城管过来加装下水道井盖，根叔才离开。我被根叔的志愿服务故事感动，后来就建立联系，经常关注他们志愿服务队伍的情况。有一次，了解到“根叔志愿服务队”的宣传推广有局限，社会关注度不够。我就结合根叔是共产党员，而且当过解放军的经历，提出更名为“红根大叔志愿服务队”。“红”是入了党、当过兵，一颗红心为人民；“根”既是根叔名字，也是根系人民。由于对“红根大叔”赋予新的内涵、新的解释，社会传播就越来越广了，根叔他们的志愿服务热情越来越高，做的好事越来越多。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只要保持对志愿者的爱和信任，就能够在经常的行走和考察过程中获得共情、获得共鸣；也能够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对志愿服务事业的热爱和激情。
我开展志愿服务的调查研究和教育推广将近三十年，期间也遇到许多困难与问题。作为一个有思想的观察者、记录者，既不能够对困难与问题熟视无睹，也不能为困难与问题而忧心忡忡；而是应该在直面问题的时候探寻解决的路径，在艰难曲折的时刻坚韧追求改善和进步。记得早期在一个市里，遇到有个志愿服务总队的队长与副队长闹矛盾，团市委邀请我帮助协调。我与两位队长会面的时候，他们都很尊重我，开始的时候尽量温和客气地讲话。然而，逐渐气氛就不对了，两位队长当着我的面互相指责，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我就开玩笑说“你们‘离婚’吧。”即建议他们各自带着自己志同道合的志愿者组建不同类型的服务团队。原队长继续担任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原副队长带领一批人创建新的服务队并担任队长。此后，两位队长各自开拓新的志愿空间，各有成效。虽然在全市开会讨论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有一些观点争执，但是影响不大，总体和谐，并且都带领出优秀的志愿服务队伍。这件事让我领悟“强扭的瓜不甜”这句民俗的涵义。不论是面对志愿者之间的误解和争执，还是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偏执和争执，或者是志愿服务组织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都一方面尽量详细了解矛盾的起因和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帮助想方设法缓和状态、解决矛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折的；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常常说解决一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需要不断协调解决、不断创新发展。例如，当党政部门不重视志愿服务的时候，志愿服务组织面临发展局限和困境；当党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的时候，志愿服务组织面临“随意使用”和“多头干预”的困惑；都需要我们作为专家学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改善建议，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因此，做有勇气的志愿服务记录者，直面问题、参与解决，也是专家学者要承担的责任。
我们赶上创新和发展的时代，中国社会经济迎接种种挑战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志愿服务克服种种困难不断探索发展。为此，我们记录的是变化无穷的时代景象，我们记录的是憧憬未来的志愿服务。其实，伴随年龄的增长，我对于新生事物的反应不够灵敏、理解不够快速。但是，我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到哪里调查研究，都先认真观察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行动；二是面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就尊重年轻人的选择。过去，总是说沿海开发地区的志愿服务创新时尚，内地山区农村的志愿服务朴素简单。其实，最近几年我到西北西南、华北东北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山区和草原、沙漠和高原的志愿服务都各有特色、各有创新。如内蒙古西乌旗的“艾里我帮你”云直播，就是党团员志愿者在网络上宣讲宣传，也开展关爱助人的服务，通过微信圈、QQ群等联系各界各户的牧民，有空闲的时候交流沟通、有需要的时候热情帮助，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这就让我意识到，“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就是切切实实的事情，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此，2023年我邀请北京的时尚公益达人，与“社志会”公众号后台人员一起，创办“青新公益说”网络传播栏目，将90后、00后新兴青年公益群体的声音发出来、传出去。从2023年“五四青年节”发布第一篇以来，每周一篇富有新意，陆陆续续发布《青年眼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风月同天 美美与共》《童话故事<小狗钱钱>的承认启示录》《冬奥新青年 一起向未来》《毕业季：湾区青年成长日记》《上帝YI家 命运与共的健康守护》《站在未来看现在 惟行动在前》《我的理想：中医文化传承人》《社区友邻：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等。我们提供这些平台让新兴公益青年群体发声，不仅仅让社会更多机构、更多人关注，同时也是让我们上一代人了解和理解新一代人的窗口。我恰恰就是与90后、00后青年公益人、青年志愿者的交流沟通过程中，获得思维的碰撞和启迪，也具有创新的愿望和动力。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志愿服务的“新质生产力”在哪里？》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对总书记提出的技术性革命、要素重组、深度转型等在志愿服务领域的推动力，进行初步的探讨。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科学技术、网络信息的关键要素，我是不懂的，但是我相信年轻人懂。只要我们根据时代，倡导呼吁，就会鼓励年轻的志愿者探索创新、获得成功。人的生理年龄有老有少，心理年龄却需要永远年轻、永远青春，关注和追逐志愿服务事业，就是“永远不老”“永葆青春”的诀窍。
这是我的一些体会，特与大家分享，也希望更多人做“有思想的记录者”，为中国志愿服务留下有价值、有影响的记忆。
谭建光（1960年——），教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原副会长，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原副会长，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荣誉会长，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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