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CFF2008”（ID:ChinaFoundationForum）。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俊秀与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凌春香在主论坛“特别对话”环节的发言。两位嘉宾围绕“建设美好社会，基金会如何构筑社会信任与社会凝聚力？”的主题展开对话，从公益行业公信力与社会信任、美好生活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公众慈善捐赠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
*题图素材由AI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俊秀
与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凌春香
在主论坛“特别对话”环节
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的生命线，公益行业做了很多工作来促进公信力建设。早在90年代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就联合发起了中国非营利组织自律行动、中国非营利组织自律联盟。2010年，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基金会中心网，倡导基金会透明度建设，并每年发布中基透明度指数FTI。现在，中基透明度指数已经是一个非常基础和重要的基金会公信力建设指标，而我国基金会的平均得分也在逐年上升。
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行业的公信力受到重创，公众对公益行业的信任度到达了最低点。为了重建和提升公益行业的公信力，政府、公益机构、社会各方纷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政府出台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互联网公益平台推出好项目的多维评价、和项目入驻、进展、财批等具体要求，爱德基金会自身也提出了三明公益的理念“明行、明慧、明道”、以及三实精神“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还有行业方面，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发起的好基金会发展体系、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好公益平台等，都是各种有助于提升公益行业公信力的努力。
最近几年来，在疫情的影响之下，社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尽管社会组织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捐赠物资错配、质量和价格等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舆情；近一两年来，不论是在救灾领域、还是一些机构的项目中，也都出现了由于管理不当而引发的舆情。这些问题，对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相比过去，近年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社会心态普遍较为焦虑，人们对公益行业的要求也更高，因此，整个行业在公信力建设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正是我观察到的一些行业公信力发展的现状、以及公益行业为提升公信力所做的工作。
王俊秀教授自2011年起就开始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针对社会心态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从研究者的角度，您对社会信任的变迁有哪些研究和观察？
感谢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邀请，对于公益行业来说，我是一个新人、一个外行，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信任与公信力不止是做公益的人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问题，一直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从比较早时候就开始研究信任问题，我从事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心态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所思所想。
我最早对“信任”问题有体会是在2011年。这一年我们发布了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其中与社会信任相关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报道称，“中国社会信任度‘不及格’”。自此，我们意识到普通老百姓对社会信任问题极为关注，很多人对社会信任都深有体会，社会信任因此成为了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我认为刚才所讲的信任问题和公信力问题应该分开来谈。我先谈关于信任的问题。
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我们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入户调查的方法，在全国范围进行了社会心态调查。在信任的研究中，将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简单划分为高或低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取决于关系的远近，更信任亲近的人，而对于陌生人较为谨慎。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将信任分为两类：一般信任，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调查发现，这些年来中国人的整体信任水平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和2011年时所说的“信任不及格”差不多，公众觉得一般人值得信任的比例不到60%，2022年的结果稍微好点。公众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水平则更低。我们做公益慈善，其实都是在帮助陌生人，或是劝说一些陌生人去帮助其他陌生人，社会信任的尴尬处境正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相信在座各位都深有体会。
*2019年、2020年、2022年
社会信任调查结果对比
关于公信力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它能够降低社会的成本，因为我们不需自证就能获得他人信任。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社会需要信任来顺畅运行，所以我们需要信任。但是如何建设信任？这时就需要提及公信力，我们需要公信力这样一个平台来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逐渐呈现出更强烈的个体主义，大家更加关注个人权益，与他人的连接越来减少。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信任别人？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透明度，二是增加公众参与，让大家能够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体会到公益事业的困难和不易。公众对公益的价值理念有认同，这样才有可能逐渐建立公益平台的公信力。
王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般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两个维度整体上都不高，对陌生人的信任相对更低。对陌生人的信任其实就是指我们对于远方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的关心、信任以及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意愿，因此，如果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能够不断提高，我相信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以及参与公益事业的意愿都将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是的。怎么提高信任或者是提高公信力，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研究的课题。中共中央强调要“培育积极社会心态”，而信任正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我们现在可能尚处在人人戒备的状态，任何地方都会友善地提醒你警惕陌生人，这些友善的提醒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好像陌生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社会中大多数陌生人是友善的、值得信任的，只是极少数人的不良行为使得我们陷入人人自危的心态。
2011年发布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时，我接受媒体采访，提到几年后社会心态的变化可能不会太大。我当时的观点是，我尚未看到社会信任有好转的势头，而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普遍愿意相信他人、即使是冒一些风险，相信对方不会让自己吃亏的理念逐渐形成，才能带来社会信任生态的变化。
对于公益领域，社会凝聚力的问题也值得关注。现有研究认为，社会凝聚力中最核心的是社会关系，也就是社会中人和人之间所构成的信任、网络及对于异质性的接纳。其中，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公益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社会公益直接促进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可。
*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内容和维度
（Schiefer, D. , van der Noll, J. , Delhey. J. , & Boehnke , K. ,2012)
在多年的社会心态研究中，我们根据社会的不同需要，将社会心态分成了多个层次来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运用公益来解释社会心态的分析框架。
社会对于公益的需求有多么迫切，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当人们对公益有了认知，就会开始参与其中。说服捐赠人捐款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改变其认知和态度的过程。在刚刚的主旨演讲中，葛燄秘书长提到（点此阅读>>>），有些捐赠人因为看到一些让人动容的照片便决定捐款，这是一种情绪感染，通过情绪的感染，人们因为感动而参与慈善行为。但是，情绪只是一个浅层的要素，我们做公益慈善时，不能仅强调情绪的感染，还需要情感。心理学中，情绪和情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绪是比较生理性的东西，情感才是深刻和稳定的，比如爱情、友谊属于情感，所以我们谈的大爱无疆实质上是一种情感，我们需要培养社会更深层的慈善之爱，做善事的情感。
另外，还有行为层面。每个人的所思和所行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而非观念，因为具体行动还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更为重要的是行为背后的价值观，这是社会心态里最深层的东西。用何种情感去感染公众，或者培育何种情感，都需要价值观，即向善的信念。每一个基金会的初心或使命，都传达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价值观对公益慈善行为的影响是根本的，当这种价值观形成并成为整个社会接受的共识时，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我们社会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所缺乏的，属于更深层次的生态层面的内容。
在我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架构中，认知和态度相对来说是外在的，其形成或改变相对容易一些。情绪较为容易变动，而情感则更为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相对较为稳定。价值观则更为核心，一旦成为个体的行为，或者成为整个民族的行为时，就会固化下来，对于个体言行的支配或整体社会的影响就更为深远。
王教授除了研究社会心态之外，也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主题开展了多年研究，并发布了相应的蓝皮书，能否请您从研究者的角度，为我们分享什么是美好生活、美好社会？
我们做公益的目的是什么？这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或者说，做公益关系到社会发展中更核心的东西，从解决温饱问题转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应该由谁来定义？当然，应该是由广大人民来定义。但是怎么来定义美好生活需要？为此，我们去采访了很多民众，让他们来定义什么是美好生活。我们征集了4000多人的回答，并把他们描绘的美好生活的词汇制作成了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中，蓝色部分说的是与美好相关的感受，我们可以忽略。红色部分指有房、有车等，这表示的是个人物质层面的需要；黄色部分指父母、亲情、友情，代表家庭和人际关系；绿色部分指社会的安定、法制等，代表社会和国家。
我们理解的美好生活不仅在于物质层面，还包括美好社会、美好家庭和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将美好生活的分类划分为不同题目，每年进行调查，从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三个维度，评估受访者对美好生活的体验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同时，希望通过观察几年后的发展，了解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我们以这种方式，每年发布研究报告，旨在让政府了解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民众对哪些方面相对较为满意，民众对哪些方面有更高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除了强调美好生活需求外，还关注美好生活体验，即“三感”，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我们每年也会进行相关调查，最后我们把这些调查数据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一个结果——什么会影响大家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研究显示，大家的美好生活体验，更多取决于国家社会的维度，其次是家庭关系的维度，然后才是个人物质方面。
*研究将“三感”和美好生活体验及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了关联，图中数据为小数点后数字，相关性范围在0到1之间，其中1表示关系密切。研究显示，美好生活体验更多取决于国家社会维度，其次是家庭关系维度，然后才是个人物质方面。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一个美好社会需要满足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而要满足这些需求，就需要不断建设这个社会。公益事业正是朝着构建美好社会的目标前进的，是社会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环。因为公益事业往往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中最需要关注的人，或者说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公益不是必需品，但是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需要和追求，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根据王教授的研究，虽然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强调个性和个人价值的多样性，但总体上看，在中国，在美好生活体验和美好生活需要方面，老百姓对国家和社会的期望以及对集体荣誉的追求比对个人的追求更高。公益慈善实际上是与国家和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公益事业是连接社会各个方面的润滑剂、黏合剂和促进剂。
确实是这样。疫情三年期间，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面对风险的时候，我们的社会非常脆弱，因此我们需要提高社会整体韧性。在公益领域，我们帮扶弱势和困难群体，正是在为这些人群塑造韧性。
疫情期间，社会学领域中的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备受关注，这个理论指出我们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人却越来越个体化，这导致防范社会风险愈发困难，因为防范风险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集体行动。如何使日趋个体化或原子化的社会仍保持连接，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增强社会的弹性和韧性，这是应对疫情的核心任务。
2020年，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进行了当年的社会心态调查。在整理数据时，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在风险应对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集体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建立集体应对的机制，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形式应对风险是必须的。举例来说，在疫情中，我们是否拥有真正的共同体？我们可能有风险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疫情一来紧急动员，但这种动员是靠焦虑、恐惧驱动的，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或者只是一种松散的共同体。
如何建立一个共同体？我梳理了众多思想家和学者的文献后发现，我们所说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建立在情感上的，情感可以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信任，而更为核心的是道德共同体。这又是一个由表到里、逐步深入的过程，无论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共同体，还是社会保障体系，抑或是公益事业，都需要从情感、信任和道德方面着手，倡导人人向善、共同行动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更容易完成。
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有6个层次。其中，风险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更多地受外部压力驱动，而情感共同体、信任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更多地是从内心自发生成，并通过一定的手段连接、强化，其作用可能更加持久。
是的。当涉及到情感、信任、道德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建构一个社会。我们现在做公益，也是在建构社会，这是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我们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回到了刚才所说的初心，即为人类谋幸福，我们做公益也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改善受苦难的人的状况，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幸福。当人们的幸福感逐渐增强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得更好，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该图展示了幸福感调查的结果，左边为幸福感较低的人数分布，中间为中等，右边为幸福感高的人数分布。公益慈善事业的目标并非左右对称，而是努力将左边少部分的人数移到右边。当右边的人数增多而左边逐渐减小时，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每年都会针对捐赠意愿和行为进行调查。在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完成的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应急救难、场馆硬件建设、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捐赠意愿及行为。很少有人表示非常不愿意，仅占1%；不愿意的人也不多，中立的人相对较多，而有点愿意和愿意的人占绝大多数。
然而，在具体行为上，不太愿意和不愿意的人占据了大部分。公益慈善的意愿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凌春香秘书长如何看待这组数据？
很多人都有着较为强烈的捐赠意愿，但是从捐赠意愿到捐赠行为的转化率仍较低。如何将捐赠意愿转换为捐赠行为？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公益慈善行业，还是社会组织自身，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一方面，政府应推行更多鼓励政策，不仅面向一般公众，也面向高净值人群等。对于我们社会组织来说，我们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项目管理、机构管理、捐赠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互联网公益平台和媒体等渠道，应利用技术手段和传播途径，营造和传播公益慈善文化，让这种文化深入到普通民众中，提高他们公益慈善捐赠的意愿。
另外，公众的培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引导和塑造一种积极的捐赠文化。与公众的沟通和与高净值人士的沟通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在与公众的沟通中，要分析社会心态，了解人们为什么参与、以及希望如何参与。深入了解公众心态，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当前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便利性，为公众参与公益提供了更好的体验，这一点同时也与前面提到的情感联系密切相关。如果公众只是对公益有一般性的了解、或是仅进行简单的捐赠，没有深度体验，他们的情感链接和认知可能相对较弱。
我们在社会心态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情感、道德以及整个社会全民教育的角度。将捐赠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涉及到心理学中一些技巧性的助推措施，未来或许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以促使更多人参与捐赠。我期待未来社会心理学领域能够投入更多精力，研究公益人和大众的公益慈善捐赠行为。利他行为的研究，虽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似乎还不太接地气，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问题。
谢谢王教授。您的研究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对于公益行业了解社会公众的心态、改善捐赠人服务、鼓励公众参与非常重要。公益行业是社会信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美好社会建设、凝聚社会力量和共识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任重道远，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学者，还是公益从业者，都能围绕这个话题有更多的探讨，并为之做出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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