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和协作者（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团队坚持了20年，创新性地建立了服务流动人口的“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模式。他们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改变了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认知。最近，我们和李涛聊了聊协作者这些年如何坚守初心、坚持专业的工作理念的心路历程。
*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照片由受访者/受访机构提供。
2003年，李涛和同伴们发起成立了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开始了长达20年的职业公益生涯。
20年里，他始终坚持做流动人口服务，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建设。协作者团队开创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服务模式，改变了主流社会对流动人口和草根组织的传统认识，同时推动了“政社合作”的路径建设。
坚持使命的同时，协作者承接过包括中央财政、民政部以及市、区、街三级政府购买的项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李涛：一个是个人情感，另一个是社会责任。个人情感方面，我们三个主要创始人都有农村生活的背景，所以对农民都很有感情。我们都是靠自己读书出来的，来到城市之后发现城市里有很多家乡的兄弟姐妹需要帮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反哺。
社会责任方面，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记者的时候做过农民工调查，随着调查慢慢深入，我们判断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未来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流动人口，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后“流动”在最前面的人，面临的挑战其实是诸多社会转型问题在该群体身上的聚集性反映，如果把这个群体服务好，那么我国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感情，还得有一套专业化的方法。后来我们接触到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概念，就想能不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2003年2月，我们成立了协作者，希望在前面先探探路，成功的话把经验给到大家，失败了把教训给到大家。
服务流动人口的核心是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流动人口的主体地位不被承认，他们不参与进来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专业化、组织化的手段，就必须推动行业的发展，所以协作者最终确定了两大目标——服务流动人口、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建设。
问：协作者成立至今已经20年了，为什么还能保持初心，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机构的服务对象和领域？
李涛：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协作者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探讨我们的愿景使命。最终确立的愿景是：每个人都不再因为性别、职业和地域等差别而遭受歧视，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
每年我们都会回顾一遍这个愿景，每3到5年进行战略规划时还会重新再梳理一遍，思考要不要变化、为什么要变化。20年里，我们只对个别词句做了修改，没有根本的变动。原因一是流动人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在某些方面挑战更加复杂了。
第二是我们通过各种制度把愿景使命确立下来，写到章程里，写到战略规划中，写到员工手册中……修改必须要经过制度规定的流程，这样，愿景使命就从个人意愿转化为有组织保障的规章，防止被人随意篡改。
第三是专业使命的要求，这是超越机构使命的。社会工作有专业使命，社会组织在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指导下不能当墙头草。例如，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把追求社会公正作为重要的实践原则，如果机构的使命背离了专业责任，谁给钱就跟谁走，那么这个组织就丧失了灵魂，没有存在意义了。
这两年我们在做专业支持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都见过，有的缺乏社会使命感，眼里有资源方的视角、有上级部门的视角，唯独没有服务对象的视角，这是有问题的。
问：20年来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流动人口自身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协作者是如何应对的？
李涛：一是组织内部进行调整，拓宽多元化的筹资渠道。2017年，我们的收入中90%以上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我们觉得出问题了，一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影响机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想继续坚持按规划做流动人口服务，很难获得资源支持，因为流动人口不再是购买服务的重点方向了。所以我们内部就开始调整，构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到2022年，机构的收入中，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和基金会、企业捐赠收入各占40%多，其余的是互联网公开募捐收入。我们的捐赠收入重点投入到流动人口服务上了。
二是坚持自己的使命定位，用客观、专业的视角去看待变化。很多时候，政策会滞后于现实，会出现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偏离的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协助政府避免政策脱离实际，防止政策在执行中偏离目标，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走 。城市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依然是一个大趋势，而且未来流动人口和流动趋势也会越来越多元化，对服务和治理的挑战会更大。我们应该去引导、协助政府提高现代城市治理能力，让流动人口有机融合到社区当中，保障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问：当下包括协作者在内的社会组织，在服务流动人口时面临哪些挑战？
李涛：一是流动人口本身无论是就业形态还是需求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尤其是疫情之后，困境家庭增多了，脆弱性更严重了。应对这种升级的困境，需要关注的问题更加多元，对社会组织的综合服务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服务的持续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了。
二是当下的公益领域，用批判性的话说出现了功利性发展的趋势。做困境人群服务，扎根在社区，尤其是做救助和赋能结合的边缘群体服务，往往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尤其是人力成本。但现在无论是政府购买还是基金会的资助，包括企业的支持，很多项目都要求短平快——快速地创新、快速地出模式，服务边缘群体的工作在获得资助和社会认同方面（包括机构的品牌、社会影响力等）不占优势、容易被边缘化，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不愿意做了。
三是可以寻求的政策支持不多。各种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但大部分都是方向性、指导性的，实质能落地的少，空间越来越窄，让冲锋在前、扎根在社区的机构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四是在这一系列的综合背景下，对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才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专业人才又找不着，大家越来越不愿意投身草根组织做一线服务了，现在草根组织招人、留人越来越难，这就陷入了困境。
李涛：一是推出了协作者学堂，让困境人群直接参与进来，让他们掌握专业的语言、工具和方法，加入到专业建设当中；二是加强了众筹，我们希望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三是加强了倡导，疫情3年我们发布了17个研究报告，希望引起政府和公益行业对流动人口议题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发展问题的重视，认识到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紧迫性。
问：协作者承接过包括中央财政、民政部以及市、区、街三级政府购买的项目，在与政府部门合作方面，协作者的竞争力和优势表现在什么地方？
李涛：首先，协作者总是能够比较敏锐地抓到社会的关键问题。我们考虑的不是政府关系，也不是基金会是否关心，而是这是不是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一个组织要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用商业的话说就是找到痛点，用公益的话说就是找到最紧迫的社会需求和问题。协作者为什么能做到呢？就是深入社区，始终和困弱群体在一起，专业并持续地做好需求评估。我们老是说以需求为导向，你连困弱群体的家都不进，需求评估都不做，怎么以需求为导向？带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需求评估，一定会发现真问题。
其次，协作者比较注重综合性介入，给合作方带来很大的触动。比如困境儿童救助项目，我们不会只按照项目协议的要求，完成了救助就结束项目，而是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就往“深”里做，注重物质救助和赋能的结合，注重从根本上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特点。项目效果往往非常好，超出了政府或者资助方的预期。背后的逻辑还是以需求为导向，深入到一线去。
第三，我们有非常扎实规范的管理系统。协作者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按照中央财政购买服务同级别的要求来管理的，以保障项目管理质量为第一标准。
第四，将合作关系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对于官僚化的行为，我们是不认同的，也绝对不会去迎合，但是不管对哪个部门哪个人，我们都像对待服务对象一样，给予尊重。我们这两年没少跟一些部门“打架”，有时候分歧还很大，但我们始终尊重他们，像接纳服务对象一样，因为大家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问：对于政府购买服务来说，人脉资源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李涛：如果说那种世俗化的人脉关系，我是很不擅长的。我们机构的人都知道，我很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也真的没时间。我们都不是那种没事跑到领导屋里去的人。
但另一方面，协作者确实朋友很多，我们的朋友有个特点——都是有事业心、对困难群体有怜悯之心的人，志同道合走在一起的。很多人我们合作了好多年，连个饭都没吃过，但一旦遇到困难，都是掏心掏肺地去帮助对方。所谓人脉关系，我觉得是在共同理念、理想基础上志同道合的人。
问：不同的主体之间理念并不都是一致的，协作者在与政府部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持专业性和独立性的？
李涛：专业的前提一定是自主，没有自主谈不上专业。自主的背后，对一个社会组织来说，一是使命定位要清晰，不能盲目地跟着别人跑；二是经费来源要尽可能多元化，不能依附于某一方面，尤其不能依附于大资方；三是团队成员要有高度共识，在组织建设中就要把自主性明确下来。
有一些组织即使我把方法告诉他，他也做不到。因为动机不对，组织成立的时候就是为了去拿钱，他就会把跑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套方法只能适用于真正基于社会责任而成立的社会组织，脱离了这个前提是没有用的。
问：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良性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涛：我们叫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从理论架构上来讲，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是服务人民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服务购买方和承接方是契约关系，法律是保护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的；从现实利益来讲，服务购买方很多是民生服务部门，他们其实特别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
我们是相互帮忙、相互扶持的关系。购买方把公共财政资源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服务，做好服务就可以支持购买方在他的位置上去争取更多民生利益。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坚定地认为双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从理论上、法理上、到现实的利益当中，大家都是合作关系，一旦扭曲了，合作就做不下去。如果一定要看成那种所谓的甲方乙方，你一定要听从我的，那么双方的关系走不长远，社会组织也会被拖垮。
另外，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生冲突，保护服务对象的利益一定是首位的。协作者成立到现在，我们可以摸着良心说，没有干过一件出卖服务对象利益的事。
我们在坚持使命定位的同时，要替对方考虑，尽可能支持对方。我们遇到的项目不可能100%都是自己满意的，可能有一小部分跟机构的使命并不完全吻合，但这个比例要把握好。
同时，要发现和培养合作伙伴。比如你接触了很多部门，总会有一些理念有点接近的人，你要去培养他、影响他，不是遇到冲突就放弃合作了。邀请他来参加活动，有新的成果主动发给他，再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项目，先从小的地方慢慢开始；一个很小的项目做成了，他真的看到按你的专业方法做有成效，他就慢慢认同你了，逐渐从一个不是完全信任你的外围的伙伴，成为认同你、支持你的长期战略伙伴。
协作者为社会组织开展参与式专题培训，支持社会组织专业发展
问：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您觉得会对社会工作和公益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涛：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发展社会工作，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共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部作为党的部门，而且部门名称就叫社会工作部，会大量减少社工机构、社会组织的沟通成本，不用费那么大劲跟人解释我是谁——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由此供需会形成，成本会降低，专业自信会确立。
但另一方面会有潜在的风险，需要预防。从内部来说，可能会催化一些打着发展社会工作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进一步加剧，导致大家对社会组织以及社工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公信力产生极大怀疑；从外部来看，我担心宣称上的扶持和工具性的使用，与之相匹配的责任会越来越不对等，社会组织无法回归到自身使命定位的轨道上去良性发展，反而更加扭曲，这样的风险概率还是存在的。
李涛：我有三个建议，一是加强党政干部的业务学习和培训，让他们真正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理解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掌握与社会组织合作、应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二是强调公开透明，无论哪一级政府购买服务，都要按照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购买，规范购买流程，信息公开透明，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终身问责制度。三是推动行业组织发挥行业共同体代表的作用，保护行业的同时加强行业自律。
问：对于2024年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的发展趋势，您有怎样的判断？
李涛：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些年一年比一年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恰恰是社会和服务对象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最是我们贡献力量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越是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越是艰难的时候，政府越要有意识大规模地发展公益慈善、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以及筹资平台也需要改革，越是在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承担起社会责任，竭尽全力去支持草根组织。如果大家都去争做所谓的“头部”，谁去基层服务？
不管外边怎么变化，我们始终还是要跟最有需求的困境人群站在一起，坚决不能搞形式化，如此艰难的时候还打着公益服务的旗号搞形式，不如转行。
我们需要提前布局，并为攻坚克难做好准备，同时坚持发挥作用，尽我们所能。这样哪怕最后我们倒下了，也是像战士一样倒下；不能双膝跪下，就算离场，也要体面地离场。公益慈善发展到今天，是几代公益人的前赴后继，不能坚持了这么多年，最后再把灵魂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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