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速，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在明显加快，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我国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同时促使整个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
然而，自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虽然因相关政策出台和互联网广泛应用而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每年个人捐赠的款物价值约相当于美国年生产总值的2.5%左右，我国被统计的个人慈善捐款不到中国年生产总值的0.05%。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善意?答案显然不是如此。我国普遍存在着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以及大量并非通过慈善组织或公益机构的个人捐赠，这些未被统计进来的慈善行为仅仅因为不符合欧美必须通过慈善组织行善的标准答案就被剔除在外，致使中美之间的“爱心差距”显得如此之大。
中国尚未形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阻滞中国特色慈善运行机制与实践模式的成熟，以及慈善政策体系的完善。因此，必须以创新精神来开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的新境界。这种创新应当包含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技术手段创新。
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理念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这一概念不是空洞的政治话语，更不是为了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一方面，历史传承的旧式慈善难以为继。近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全面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因人口的高流动性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脚步正在加快。自古以来局限于局部现实场景的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等传统慈善形态如果不加入现代元素，很难发展壮大，甚至已经难以为继了。
另一方面，欧美慈善模式水土不服。因为欧美慈善的标准答案是强调组织化与专业化、募捐与服务相分离、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建构完全独立的第三部门，这些标准与中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为特定受益人提供援助的行善逻辑并不一致。
联系现实可以发现，我国慈善组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与政府或官方几乎都存在直接或紧密关联性，具有呼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大局观，募捐与服务融为一体，非组织化与非专业化的慈善活动大量存在，为特定受益人服务更易被公众所接受，还步入了数字化转型新发展阶段。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既非旧式慈善活动的简单传承，亦非欧美式现代慈善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注入了中华慈善文化元素，打上了现行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烙印。
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我国慈善事业实践经验，提炼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基本规律与共同特征，并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找准慈善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定位，发挥其应当发挥的有益作用。否则，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将因缺乏清晰的理念引领而在一团迷雾中摸索前行，最终既不利于自身发展，也不可能对国家发展与民生保障作出应有贡献。因此，当前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以传统慈善或欧美慈善的标准为答案，而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打上中华慈善文化与中国制度烙印的中国特色慈善新理念的引领下，走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路。
通过重构政社关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取决于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仿效欧美式慈善组织与政府完全脱钩，充当公共部门、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独自发挥作用，还是作为政府或公共部门的组成部分或附属物，或者还有新的选择，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进程中必须作出合理选择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应当形塑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需要遵循古今中外慈善活动普遍遵循的公益、自愿原则，坚守现代慈善普遍具备的平等、法治特征；另一方面还要注入中华慈善文化并与现行制度融为一体，即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扶弱济困、弘扬公益、服务社会为底色，以促进共同富裕为最高目标追求。这种模式下的政慈关系不是相互脱节的“两张皮”，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部门，而是目标一致、配合联动地向前发展的协同体。
为此，政府在适度监管、有效监督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政策与财税支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营造出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慈善组织及相关主体应当树立全局观、大局观，具备自我发展、自主运行的能力，并在奔向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下的政慈关系，应当是政府主导与慈善自主之间的有效协同、良性互动关系。
通过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实现慈善运行机制创新
前已述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既不可能简单沿用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一对一援助的老机制，也不可能简单照搬欧美慈善运行机制，而是需要将中华传统性与欧美现代性相结合，创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应当秉持开放性而不是排他性原则，既鼓励和支持组织化、专业化、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组织发展，也要鼓励和支持非组织化、非专业化、为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活动发展。立足社区或基层的小微型慈善公益组织更应当得到关注与支持，因为它最符合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邻里互助、为特定受益人服务且信息对称的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与行善逻辑。
不仅如此，还要持续推动慈善项目创新、慈善资源动员机制创新、慈善服务形式创新、慈善合作方式创新，并促进法定社会保障制度与慈善事业有效对接，更加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汇聚社会力量，让公众爱心善意得到充分释放。如果能够在服从全局、服务大局中形成共生共创、共治共享的新慈善运行机制，则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必定能够获得大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助力慈善事业新发展
在智能化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为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方式，形塑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新业态，也为新时代慈善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契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数字化、智能化，彻底改变了传统慈善活动的时空观及联结管道，打破了慈善项目、慈善服务的行业界限与地域限制，进而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与巨大发展机遇，也创造了方便公众行善、有效对接有能力者与有需要者的有利条件，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来促使慈善事业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搭建更加便捷、更具吸引力的慈善新场景，推动慈善项目设计创新，提升慈善服务的精准度，增强慈善组织与捐赠人及社会公众之间信任，降低慈善运行成本、提升慈善运行效率，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新样本，进而形塑出健康持续的慈善新形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为新时代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遇，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尊重中国国情的条件下，真正实现发展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技术手段创新，我国的慈善事业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绽放出时代异彩。
△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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