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金会最早出现在美国克利夫兰，创立于1914年。我了解社区基金会是在25年前，1998年我去了纽约社区基金会，它也叫社区信托，英文名为New York Community Trust，成立于1924年。它的成立源于当时银行有大量的遗产捐赠委托，即逝者生前立了遗嘱，把遗产委托给银行管理，收益用于慈善目的。银行家们表示：我们可以管理这些资产，但做慈善并不专业。于是，各家银行集合了1500多个遗产捐赠，成立了纽约社区信托。
我去纽约社区基金会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1500个遗产捐赠人的画像，感到震撼。信托资金从8000万美元到几千美元，大小不等。有一位舞蹈家的遗赠，她的捐赠委托是 “保护舞蹈家的大腿”，跳舞靠腿，她的慈善目的很明了。纽约社区基金会的每项信托基金都有年度报告，印了大小册子，向捐赠者的后人报告，也让公众了解。
2009年，我带非公募基金会访问团去了硅谷社区基金会。这家基金会非常创新，他们管理15亿慈善资产，其中90%是个人、家族的慈善信托，还有企业委托的公益基金。按照企业委托，他们可以把慈善项目做到中国，同时为家族和当地慈善机构打理慈善资产，帮他们保值增值，收取受托资产1.5%的管理费。我算了一下，硅谷社区基金会有14亿元左右的受托管理慈善资产，管理费收入大约为2000万美金，养得起一个规模庞大的专业团队。他们的投资团队很豪华，都是高薪聘请的投资家。在硅谷社区基金会整整半天，团员听得云山雾罩，我算是听明白了，硅谷社区基金会就是一家慈善资产管理服务集团公司。
我也查了这两个基金会发展的新情况：2009年硅谷社区基金会资产为15亿美元，到2021年底资产为160亿美元。当年收入的64亿美元中，捐赠收入占41亿美元，投资收益23亿美元，当年支出27亿美元。纽约社区信托2021年的总资产为35亿美元，年度收入6亿美元，包括2亿美元的捐赠收入和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
美国基金会资产通过投资滚动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福特基金会30年前的资产为80亿，而30年内支出120亿，2021年年底的账面资产有140亿。
回头来讲我们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广东千禾社区基金会是2009年由朱健刚、刘小刚创办的，是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2021年徐家良教授的社区基金会研究显示，全国有187家社区基金会，其中上海最多，有80多家。全国社区基金会2019年全年收入仅2亿人民币，算下来每家平均100多万。一个年收入仅100多万人民币的社区基金会，能做什么？能养什么样的专业团队？也就抱着情怀做一点好人好事而已。
我今天唱一点反调，不是针对成都的社区基金会，而是整个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实在是太落后、太不专业了！在座的社区基金会的同志们也得想一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社区基金会发展存在四个问题：
第一，行为模式违背公益经济学的原理。早在1986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编辑出版了《非盈利制度的经济学》（The Non-profit Enterprise in Market Economics）。其核心观点是：“慈善公益事业的顾客是捐献者而非帮扶对象，即捐献者的效用满足才是慈善事业的驱动力。”
这与我20多年前讲希望工程成功的秘诀如出一辙：“希望工程向社会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和数百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严重现实，而儿童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正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它聚合了这三大需求，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动员管理机制。让‘需求-刺激-供给（捐款）-反馈’成为一个不断放大的良性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捐款人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促进贫困地区受助儿童的成长，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供给者又同时成为需求者。捐受双方互为需求，互为供给，双向受益。”
希望工程之所以成功，正是遵循了公益经济学的原理。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符钢战教授曾用9个月的时间研究希望工程，看了所有的文献，准备写一本以希望工程为案例的《公益经济学》。
今天，我们许多做公益的人，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捐款人应该向我靠拢、支持我。在一些论坛上，企业家在台上，公益组织的人站起来发问，我们这个机构如何好，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捐款，支持、帮助我们？
我想说凭什么帮助你啊？首先，你话都说反了。你应该说：“你们好多企业捐款简直是滥行布施，浪费钱财，我要来帮你们做有效投入、点石成金。”做公益的人要帮助捐款人实现他的公益慈善理想，解决捐赠人的公益投资痛点，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公益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满足捐赠人的需求，让他们获得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而公益经济学的原理正是满足需求问题，不是捐款人帮你，满足你的需求；而是你帮捐款人，满足他的需求，获得他的信任。
第二，社区基金会的专业能力严重不足。你的客户是谁？能否为你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社区基金会的客户是社区的所有居民。在居民里面，有经济困难的，有中产阶层，还有富有阶层。客户也包括该社区的企业，他们有做公益的需求；还有各公益机构，他们也需要专业服务帮助他们打理慈善财产，实现保值增值。
专业至上，才有希望。因此，我建议社区基金会一定要聘请年薪30万到50万的秘书长。找到有专业能力的秘书长，提供真正的专业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一定会给社区基金会带来变化。
第三，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公益和商业不一样，商业做得不好就倒闭关门，承担财产损失，这是优胜劣汰。但公益机构经常是活不好，长不大，死不了，很少淘汰。2016年，我第一次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讲，“要淘汰1/3拖累行业发展的落伍机构，公益行业才有希望”。会后，深圳民政局的典春丽处长说：“永光老师，淘汰1/3不够吧，起码要淘汰一半吧。”
大家想想，我们中小企业淘汰率是多少？公益不好做，但好混；缺乏竞争，浅尝辄止。我们的市场很大，需求很大，但都触达了吗？那么多客户我们都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有效使用钱财、实现公益慈善理想了吗？我们不像企业那样，哪里有需求就去哪里攻城略地。做公益的应该学习保险推销员，所谓“一人做保险，全家不要脸”，天天给你打电话，还“杀熟”，这个保险我不买都不行。相比之下，我们做公益服务的差距有多大？
最后，社区基金会还缺乏一种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的意识。南都基金会资助了很多社会创新项目，包括社会企业。江苏一家专门做语文教育的机构，既有公益又有商业，它的“亲近母语”项目曾获南都基金会资助127万。几年后，禹闳影响力投资基金也投资了“亲近母语”，与徐小平的真格资本竞投，最后投成了，让其在市场上做大。
社会企业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在其发展初期，需要公益扶持，等到商业模式比较成熟了，有了正向财务收益，才能获得商业和影响力投资。昨天，成都公艺派社工中心主任刘洋给我介绍了他正在推动解决城市大件垃圾处理的项目，成立了社会企业“成都益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成都市每年产生的大件垃圾，比如旧家具、破沙发等大约有十几万吨处理困难，对市民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根据现行政策，大件垃圾不属于生活垃圾，政府对大件垃圾清运、处理支持极其有限，覆盖地域范围狭窄。商业无利可图没兴趣，公益组织重在宣传倡导，但是后端处理难以跟进。面对这个问题，“益仟环境”已经找到了创新的商业模式，试图解决成都大件垃圾处理难的社会痛点，将来还会进军全国市场。
我今天表态，也做一个示范：我个人会给成都某一家社区基金会捐款，通过基金会来支持“益仟环境”的社会创新。成功了最好，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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