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以救助脑瘫患儿为目的的“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两年即宣告夭亡。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67万余元物资的基金，其管理费、行政支出及人员支出超过募集现款总额的一半，近86万元。（9月6日《新京报》）
近年来，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随着民间财富的集聚、信息渠道的多样以及公众慈善互助意识的提升，关注慈善、投身慈善的人越来越多；但同时，民间慈善组织、慈善活动中显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经营不善、腐败丛生，某些慈善活动甚至沦为个别人敛财、犯罪的工具，慈善的公信力越来越低。这一矛盾的后果是，社会的慈善力量无处释放，慈善生态日渐混乱。
慈善作为一项社会性事务，并不仅仅是个体恻隐之心的外化，而且是一个社会培育人民社会责任感、培养公众互助伦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官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就前者而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同胞之间必须具有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精神，才能维系久远，和谐存续；而就后者而言，一个良性的制度，必须在官方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补充与配合。前者所培育的，是公民的共同体意识与责任伦理，这一点，指向公众对于责任与义务的担待；后者所培育的，是民众独立于官方组织之外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及社会的自由与自治能力，而这一点，则指向公众的权利保障与照料。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公民的义务往往在公益事件中体现，而公民的权利，也离不开公益组织的照料。在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慈善并非仅仅是对官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查漏补缺，并非为官方的不作为“擦屁股”，而有其独立的意义。
但是，如果慈善，尤其民间慈善事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敛财及犯罪的工具，或者因管理经营不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不仅是慈善这一行为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慈善行为所承载的公众恻隐之心、所营建的共同体责任伦理以及所培育的公众自治能力都将无从谈起，义务与权利的保障与显现渠道也就不免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社会不能坐视民间慈善在腐败的裹挟下陷入畸形的深渊，更不能任由管理不善蚕食慈善资源，进而蚕食公众的恻隐之心、戕害共同体责任伦理。慈善不能没有未来，而支撑起民间慈善未来的，当是法治监管下的公开透明。
所谓法治监管，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对慈善活动的监管必须以法律制度为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营与慈善行为的开展需要政府监管，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政府监管并非随意、无度，必须建立在法治规则的基础之上。否则，民间慈善活动只会沦为权力的附庸，而无法释放其真正的价值。唯有依据法律制度的政府监管，方才能建立慈善活动规范开展的基础。
所谓公开透明，乃是指慈善组织运营务必以公开透明为首要的原则。慈善行为的规范原则不可谓不少，但公开透明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款。原因不难理解，公益慈善本就是众人参与襄助之事，它的运营与开展当然也离不开众人的监督，对公开透明的需求就尤为迫切。实际上，公开与透明的真正目的，在于释放民间慈善资源、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培育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
就现实而言，许多慈善行为往往以做好事为名，刻意规避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刻意隐瞒具体的信息。在一些人的演绎下，理性的质疑被歪曲成了对慈善积极性的打击，法治的监管被引申成了对善意的制约。但实际上，正是二者的缺乏，使得慈善愈来愈不为公众所信任。
总而言之，慈善事业再不能缺乏法治的监管而“野蛮生长”，不能成为公众没有参与权的“暗箱事业”。
来源：红网 作者：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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