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最新访谈：“公益组织+企业”的模式在中国大有作为

导语

在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要求下，长江商学院开创性地提出新质公益以及商学院的新质公益的概念。

什么是新质公益？新质公益，不仅仅是对传统公益模式的修补，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理念与实践方式，旨在公益项目设计、管理和运营中引入新理念、新方法，通过创新手段，提高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和影响力，从而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挑战和社会需求。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公益本质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在最新的访谈中指出，在公益领域，我们仍然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导致一些优秀的互联网公益项目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我相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会对中国公益产生推动。”

他表示，“公益组织+企业”的模式，在中国大有作为。我们应该鼓励前沿的创新从非营利模式开始，逐渐转向商业模式。

他还指出，现代公益强调传播的重要性，这是传统公益所缺乏的。新的公益模式不仅应传播公益理念、介绍公益项目，还应进行公益教育。

“公益，应当成为我们社会每个人的方向和责任。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认为公益不重要，那他们的观念或许需要更新了。”他说。

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长江校友官微。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希望工程创始人

问：您认为，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公益有哪些可能的推动？

徐永光：首先，按照我的理解，人类社会正处于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新质生产力正在这一过渡过程中被提出，强调了生产力和科技的融合，特别是借助科技的力量来推动发展。

然而，相比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公益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借助新技术等方面，公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希望工程项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因为较早拥抱了互联网、拥抱了信息技术，这也正是新质生产力对公益的推动。

早在1992年，我们推出1+1助学行动项目。在当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就突破了30万人，但这也为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每一个救助案例都需要经过20多道程序处理，这意味着总共要处理700多万道程序，单靠人脑，还要保证不出错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决定引入计算机技术，与当时国内计算机领域最优秀的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合作，开发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在当年是全国最先进的。

1994年，希望工程救助规模便突破了100万人。我们国家在1995年才有互联网，而公益走在了全国计算机领域最前沿。

2000年4月26日，在搜狐公司，我与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作了一番关于互联网与公益的对话。我说：“互联网和公益事业有一种天然亲和力。信息产品与传统商品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可以让亿万人共享，因为它的这种公共性，使得它与公益事业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好像就是在做公益事业。从新闻到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通讯，还有网上虚拟社区的交流，都是免费的，感觉好像是公益机构在做网站……说搜狐是公益网站也不为过。”。

中国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仍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依然从事农耕活动，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至于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甚至不及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

但幸运的是，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的机遇。去年，我看到一组数据，数字经济已占中国GDP的41%，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经与中国的经济形态紧密相连。尽管我们在互联网上取得了如此成就，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例如，在公益领域，我们仍然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导致一些优秀的互联网公益项目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我相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会对中国公益产生推动。

问：长江商学院最近根据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质公益。您怎么理解新质公益？

徐永光：早在1999年，我撰写的文章中就已提及互联网公益的三大特性：参与性、便捷性和透明性。

参与性是因为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公众的参与。通过互联网，我们能轻松获取大量公益信息，从而做出选择和参与。便捷性则体现在无论是捐款还是联系都变得异常简单。而透明性则是互联网公益的另一大优势，它让每一笔捐款、每一个项目都清晰可见。

在我看来，新质公益有几个关键要点需要我们下功夫研究、突破。互联网便是其中之一。只有不断地研究、创新，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推动公益事业持续发展。

问：与传统公益相比，如何看待这一新质公益的崭新价值和可能性？

徐永光：第一，公益行业要借助数字公益的力量，利用新质生产力等工具和模式，使公益慈善行为更加透明，更能接受公众的监督，从而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回顾历史，以希望工程为例，早在1998年，希望工程十周年之际，我们便筹集了100万资金对希望工程进行深入评估。通过入户调查来自30余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我们得知当时有94%的人知道希望工程，63%的成年人曾为希望工程捐过款，且97.8%的捐款人是自愿参与的。这足以证明利用互联网的希望工程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时至今日，公益慈善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问题，如作假、不透明、欺诈等。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形象，也严重侵蚀了公众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捐款，就没有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而要重建公众的信任，就必须从利用数字公益，解决透明度和公信力问题入手。

第二，利用数字化手段，我们能够提升公益项目的质量和效率。

乡村教育在音乐、体育、美术方面非常落后，面临师资力量薄弱且人员流失率高等问题。公益组织可以借助技术手段，通过互联网远程授课实现音体美教育的大面积覆盖。

此外，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人服务这一需求愈发迫切，例如，上海市就推出了“乐龄码”，旨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避免他们成为数字难民。

另一个案例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投资的“乐退族”，这是一个社会企业，专注于为退休人士提供服务。“乐退族”拥有几千万老年用户，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将服务模式做得非常灵活。在两年前的央视重阳节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由乐退族提供的，展现了老年人们的吹拉弹唱舞等艺术才华。

第三，公益组织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传播的手段和工具，将公益传播做得更好。

现代公益强调传播的重要性，这是传统公益所缺乏的。新的公益模式不仅应传播公益理念、介绍公益项目，还应进行公益教育。许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认为公益就是免费、无私奉献，做公益不能拿工资等。这些观念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公益机构和组织有责任承担起教育工作的重任。

此外，现代公益与传统公益在结构上有所区别。传统公益主要聚焦于捐赠方与受助方之间的直接关系，而现代公益则加入了法律法规的制订、行业的规范与合规等。同时，还要培育公益的中介机构，使其为公益组织提供财务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益项目的效率进行评估。正如我在《公益市场有效供给十八招》的最后一招中写道：

“找回一度迷失的慈善文明，正本清源，重建现代慈善文化，不仅与慈善领域的改革创新一样重要，还应该先行一步，以引领方向，凝聚爱心，重拾信心，给社会提供正能量。负责任的批评、监督、问责，是激浊扬清，构建慈善制度文明的良方。”

问：我们知道目前全球最受瞩目的人工智能ChatGPT，其背后是一家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其实美国很多科技创新的最初都是由公益组织触发的，像这类的公益组织＋企业的前沿创新，应是“新质公益”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吧？这种模式在中国有可能吗？

徐永光：当前，公益与商业、科技与公益，以及科技领域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无疑是一个大趋势。

以ChatGPT的初始阶段为例，OpenAI是一个非营利模式运营的典型。再看特斯拉这个纯商业机构，却选择将其专利全部开源。还有今年的诺贝尔奖，多个奖项间展现了惊人的交叉融合：诺贝尔生物学奖利用AI解码了蛋白质的结构；医学奖把医学的大脑神经模式用到了机器学习。

实际上，这样的跨领域融合很早便出现了，只不过能敏锐感知这种变化的人较少，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15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甚至是农耕时代。

我曾提出，社会创新可以分为五部曲：公益铺路、商业跟进、规模化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

企业的社会创新与公益组织的社会创新应该结合起来。之所以用公益铺路，是因为聚焦社会痛点的公益很容易获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并且媒体也会提供免费的宣传报道，进而迅速获得影响力。但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是花钱，天花板不高，往往做不大、走不远。但若是能够形成一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用自己运营赚来的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则有机会做大做强，推动前沿创新，提高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

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很多项目都是既有公益又有商业，用两条腿走路，向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服务的同时，对其他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商业服务。

“公益组织+企业”的模式，在中国大有作为。我们应该鼓励前沿的创新从非营利模式开始，逐渐转向商业模式。

问：您认为现在是追求新质公益的更好时机吗？此时追求新质公益的基础有哪些？

徐永光：我认为当前的发展兼具机遇与挑战两面，但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新质公益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技术日益精进，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即取即用的资源。

此外，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公众对公益也有着迫切的需求，这都要求公益要做得更好。因此，南都基金会提出了使命和愿景：“支持民间公益”“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怀有希望”。公益，应当成为我们社会每个人的方向和责任。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认为公益不重要，那他们的观念或许需要更新了。

问：从全球来看，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在内的企业家一直是公益创新的重要力量，我国的企业家或慈善家对新质公益的发展会有哪些创新推动的可能？如果对他们进行倡导的话，可以怎么做？

徐永光：企业在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市场创新，这一过程也推动了社会创新，助力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企业通过规模的扩张增加了就业岗位，通过搭建数字经济平台培育了新业态，通过搭建大数据模型创新了算法等，这也会为公益创新提供帮助。

如今，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平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满足公民对美好生活期待，可谓功不可没。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公司投身科技创新领域，在研发过程中，回溯技术源头，掌握核心技术，杜绝拿来主义，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问：包括长江商学院在内的商学院，一直是商业、公益与社会创新的教育及实践推动者，您认为商学院的教育对新质公益会有哪些助力？

徐永光：在国外，通常是商业的力量引领公益创新，市场的创新推动公益革新。许多社会创新者来自投资界和商界，他们为公益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中国，情况似乎有些不同，甚至存在公益领域的落后理念反过来影响了商业人才做公益。

据我观察，在国内，一些投资家和企业家在进入公益领域后，却拿起了两条反对创新的棍子。一条是“我已经赚了钱，现在来做公益，就要和赚钱完全脱离”，他们拒绝在公益中考虑商业元素，甚至对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持否定态度。另一条则是“你做公益的，休想做企业”，完全忽视了公益和商业的结合可能带来的力量。

我举个例子。有一位投资家，在公益领域做了多年，却一直把基金会的钱存在银行里，不敢进行投资。后来，他终于觉悟了，开始尝试公益投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道德绑架。

我认为，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们应该充分发挥作为企业家的禀赋来影响和改造公益，推动公益的创新发展，而不是被传统的公益观念束缚，仅仅做一些谁都能做的、没有挑战性的公益。

企业家的禀赋首先要从需求出发，提供优质的供给，并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率。企业家做公益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如果仅仅追求表面，那注定会失败。企业家的专业能力、资源、技术手段等，都可以对公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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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