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现代社会，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基本责任是什么？| 公益名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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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坛授业，万里江山论剑。作为中国公益发展的见证者、思考者，他（她）们以文章为社会把脉，以实践为公益问诊，共同推动中国发展进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特开辟“公益名家谈”栏目，聚合学界权威， 纵横古今中外，指点公益行业，致力于成为中国公益之论的“稷下学宫”。

第2期 本期名家：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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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在以“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作为评议嘉宾发言。

孙歌认为传统的慈善伦理不可轻易丢弃，在强国家、大社会的环境中，传统的伦理价值会给我们生长出一种依托，使我们具有本土性，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国际和本土的跨文化视角下形成新的慈善伦理。研讨会现场，她主要就以下两个问题展开分享：

一、中国本土的公益事业定位及其内在机制

二、中国本土公益事业面对的困境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东亚政治和文化思想史学者，专研政治思想研究。

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当我们谈到中国公益事业的时候，会发现国家社会二分法不太好用，但我们并没有找到不使用它的理由，这一现象在公益行业应该是有所讨论的。

直觉上，大家知道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放到中国社会不好使，所以出现了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所说的“整个公益事业现在处于一个脱嵌状态”。公民社会理论脱离了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最具体的流动状况。原因在哪里？我想从我的理解出发稍微提示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们怎么去区分传统社会里的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政府和民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国家和天下的关系是错位的，远不是公民社会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式，更多时候民间可以和政府的各种制约“井水不犯河水”。这是用公民社会理论无法把握和解释的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

到了清末以后，事情出现了变化：国际化问题的出现，中国“关不上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清末已经有人（如陈天华）就把国家和天下融为一体，认为我们亡国就要灭种，国亡了，天下也亡了。接下来“五四”运动又往前走一步，否定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结构。

但是我们在思考这段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一点，我们在讨论清末以来的历史时，所看到的主要是知识精英的论述，他们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脱节。李小云教授提到的“脱嵌”问题从清末就开始了，但是现实中发生的是什么？发生的是传统农耕社会基本结构方式的解体，这个解体除了人际关系、生产关系的解体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就是伦理和文化结构的解体。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晏阳初搞乡建运动的时候，他们最关注的不是农民怎么吃饭，而是农村的文化能不能撑得起中国文明的延续。

如何给中国本土公益定位？

中国本土公益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如何给它定位？个人认为，只能定位在社会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而这个社会跟国家的关系是错位的。我倾向于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描述我们政治体的结构：我们有一个强政府，有一个大社会。

我非常同意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关于“中国的国家在社会里”的判断，社会大于国家。这样的社会，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经受着动荡，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包括进入20世纪之后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用知识分子的想象去要求这个社会有一种纯洁的、精神的或是高尚的诉求，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拖泥带水的社会里一直存在着善堂、善会这类的民众自救组织。

从互助到同情，这两种慈善的行为如何发展到平等参与？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示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当中，互助和同情一直是公益事业的灵魂，我们怎么把这个灵魂转变成平等参与，这是现代社会的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基本责任。

超越传统慈善留下来的遗产我们或将无所依附

对我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恐怕是在传统社会的善堂、善会这样相互扶助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里的公益事业强烈的道德性，这个道德性在传统社会里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以宗族为单位，以地域为单位，规模很小。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想把这种道德性扩大为国家层面的民族精神的建构，我们很难说他是成功的，但是孙中山的思路里面包含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向，这个方向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启示的。

今天，当我们尝试着打开公益事业的相互扶助的地域性限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范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从生态的角度，不但打开了中国地域之间的隔阂状态，而且打开了中国和世界之间沟通渠道的种种不畅，通过环保这个有效的媒介，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规模的公益事业的互动关系。

最后强调一点，我个人不太建议把善堂、善会这样一些慈善机构仅仅看成是一种相互扶助的实用主义举措，也不太赞同把它仅仅看成是好人好事。

西方的科学公益理念超越了具体的解决个别问题的慈善行为，它要建立一个更富有理念的客观的公益标准。但是我觉得，就中国而言，超越我们传统留下来的遗产之后，可能我们会无所依附。于是就会产生一个纠结——我们的公益事业究竟要往哪走？

简单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本土公益事业是在大社会和强政府之间建立的一个新的可能性。

源自：敦和基金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CGPI-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