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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慈善公益事业、慈善资本主义等词汇近年来在公众舆论中的热度很高。很多人都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或者说近代之后，从西洋引进的舶来品。一些学者援引19世纪及之前的来华传教士的作品指出，古代中国并无成形的慈善事业，尽管在一些城市、城镇存在民间自发的赈灾行动，却只是为了从中得到“善报”，覆盖范围和效果都很有限。 长期从事中国晚明和清初社会史研究的汉学家、《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主编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对上述看法提出了挑战。他援引中国各类各地的历史档案指出，中国古代有大量有关慈善活动的词汇，概念、方式、效果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慈善别无二致。韩德林驳斥那些将中国古代行善者的行为目的定义为“积（阴）德”的说法，指出行善者大量印刷小册子、建造石碑，愿意被看待为善人，而其行善行为确实有助于使行善人及其家族获得更高的政治和社会评价，而这跟后来西方的济贫慈善事业的捐助人的目的是一致的。 韩德林所著的《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一书，向读者引介了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祁彪佳这五位晚明时期的著名行善人，深入探讨了他们的生活、慈善行为及影响。作者深入到晚明善行义举的各个细节，以确凿事实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悠久的慈善传统，慈善思想也相当完善。晚明善行背后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对于今天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慈善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思潮互动的产物。中国古代多次迎来富庶繁茂的盛世，但盛世往往隐藏着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危机，士绅阶层和商人发起赈济，事实上能够很好地弥补政府救济能力的不足，以此延迟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而盛世流行的奢靡消费，其中包括的斗鸡等动物竞技游乐项目、大量消耗鸟类等食材的饮食方式，也催生出对应的放生思想。儒家知识分子灵活地转换了佛家放生理念，倡导富人、商人、平民尽可能放弃过度过多杀生的饮食方式，摒弃残酷的动物竞技游乐项目，还为此撰写了大量的教谕故事。
韩德林援引明清时期的文献指出，当时还出现了更具近代色彩的慈善类比手法，即将动物比作社会中需要保护的弱者，倡导不仅要减少乃至避免伤害动物，而且更需要关爱他人、关爱弱者。书中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晚明各时期的善会及其领导者。善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准公共性的组织，发起者是退休官员，敏锐意识到晚明时期江南富庶背后的社会危机，能够与地方官府、士绅阶层其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善会发起者大量捐出家财，游说过去的同僚和地方的富人出钱出力，还身体力行示范了节俭生活方式。
如同今天的慈善组织，善会还经常性地举办放生、专门的赈济、向城乡贫民家庭资助丧葬费用等活动，通过当时的人际传播方式，让行善理念快速传播。为了维护善会这样的慈善机构的声誉，发起者还尽可能做到让账目透明化。1640年前后，江南的社会危机伴随着自然灾害、粮食短缺而激化。善会更为有效地组织食物救济，在粮食总体短缺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赖于完备的行动计划——事实证明，这种压力下，善会发起者努力完善粮食筹集、储运、发放分配及监督各环节的规则，还尽可能使得贫困者数据的收集精确化。善会发起的食物赈济计划还随着饥荒、社会危机的事态发展，而不断改进，账目记录完备清晰，已实现了很高水平的专业化运作。
来源：成都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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