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加快建设和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资源，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效果，更有效地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基层社会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塑造更健康的政府-社会关系。
受经济影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生了哪些变化？对社会组织有哪些影响？政府部门在购买服务上存在哪些误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对此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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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徐家良
马广志：有报道称，受经济影响，目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普遍存在支出减少、项目结算延迟等情况，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您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家良：近两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总体支出的确是少了，我的判断是总额大概下降了1/3左右，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少了。政府收入减少，自然就会缩减支出，但社会组织不能因此就抱怨指责政府。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总体支出减少，对大部分社会组织确实有影响，这些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的购买、资助和奖励。但也有社会组织的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因为它满足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刚需的部分。这部分社会组织或是有特殊技能，或是在数字化方面有优势。说到底，还是社会组织本身能力的问题。能力强，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数量多，金额就高；如果能力弱，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数量则少，金额也低。
马广志：社会组织应该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才能活下来，活得好？
徐家良：首先，资金来源一定要多元化。社会组织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能局限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需要适当地做一些均衡性的分配，比如开展企业和公众捐赠。这样即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减少，也不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其次，要拓展更多的党政、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资源。目前大部分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都是民政部门的购买服务，因此民政部门一旦缩减支出，社会组织就会大受影响。而有些社会组织除了民政部门外，还与党政其他部门，如文明办、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打交道，这样即使某个部门的项目减少或取消，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马广志：近年来，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您认为在这方面存在哪些误区？
徐家良：这两年出现一种思潮，认为政府的事情就应该政府做，把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转交给社会组织，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政府的机构没减少，人员也没减少，凭什么把资金交给社会组织？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有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不代表政府的责任就全交给社会了，还是需要政府指导和监督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反而受到损失，没有好处。其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慢慢地提升自身的各方面能力，技术和能力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因此，政府、社会组织，特别是负责审计政府采购是否到位，是否有成果的审计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观。
马广志：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招投标上，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徐家良：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政府把购买企业服务的做法套用到了购买社会服务上面，比如说三方比价、招投标。社会组织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上面，不能真正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还有，有人认为政府购买服务需要两三年换一家机构，可能是担心存在利益输送，有猫腻，但实际上这些指控是不合适的，以偏概全。哪个机构提供的服务最好，老百姓心里是清楚的，政府心里也非常清晰。如果达到了购买服务标准，老百姓满意度也高，为什么一定要换？没有必要。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应关注的是最后的结果，即老百姓的满意度。如果只关注形式和流程，就会占有大量不必要的时间，进入另一个误区。
马广志：政府如何完善购买社会服务？
徐家良：如果可以，我认为各个部门购买社会服务可以统一在一个平台上。目前各个部门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上是“各自为战”，这导致总体性的数据是缺失的。
其次，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招标的评审专家要懂社会组织及其项目。现在第三方评估合同招标项目中的一些评审专家是外行，不太熟悉社会组织，也不懂公益项目，评审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马广志：现在我们强调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您认为这种“能力”包括什么？
徐家良：这种能力包括好多方面，比如机构治理能力、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项目规划设计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等。比如在参加招投标时，有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面对专家的提问，口头表达的内容与书面写的内容不一致。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是指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能力，民政、妇联、文明办等不同部门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懂政策，懂每个部门的思维习惯。
除此之外，社会组织还要有营销能力、传播能力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很多社会组织的项目只是在公众号里发一发，这是不够的。要通过媒体把项目经验和模式传播出去，这样业务主管单位才可能会因此提供更多支持。
马广志：有观点认为，政府每年应该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划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对社会组织负责人、骨干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您的观点是什么？
徐家良：我很支持这样做。目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很多都是重点项目，比如为一老一小、自闭症、残疾人等提供服务，但是给到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资金还是比较少的。实际上，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能力很重要，关系到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服务的效果。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里应该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拿出来20%，重点培训社会组织负责人或者骨干。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公益数字化是发展趋势，但社会组织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也应该拿出来一部分给予支持。数量少一点没问题，但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支持，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水平和外部服务能力，特别是基金会的筹资项目更需要数字化。
马广志：您曾提出，要重视和提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水平，为什么？
徐家良：第三方机构的评估对于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啄木鸟一样，能够及时发现整个购买服务的问题并提出意见，这也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组织也能通过第三方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找有效的对策措施，提升自身能力。因此，需要对第三方评估机构工作人员的水平和能力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平。
我建议，把第三方评估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一个项目。我也向有关政府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提议，梳理一份第三方评估机构推荐名录，然后进行统一管理。
另外，也要提升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意愿。目前全国参加社会组织评估的数量太少，按民政部的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应该达到1/4，但目前有的省市只有百分之十几，太低了。可以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里拿出一部分资金，鼓励有意愿、缺资金的社会组织去参加评估，因为评估专家的客观评价可以有效帮助社会组织发现问题，快速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
马广志：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于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徐家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就是为了转移政府职能，提升工作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税收，强调第三次分配。对政府端来说，税收是减少了，因为原来要交税的，现在通过捐赠抵税抵扣掉了。这样一来，政府的钱少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自然也就少了。对社会组织来说，拿到的社会捐赠多了，就可以不通过政府购买提供公共服务，获得资金的路径发生了变化。
从捐赠这一方来看，社会组织更多是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需求，而原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只要满足政府的需求就行了。所以第三次分配对社会组织来说，整体从政府拿到的钱少了，项目少了；但从社会上拿的钱多了，这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监督，而原来是间接地接受社会的监督。
虽然政府监管也比较严格，但与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相比较，还是比较弱的。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可以说“无孔不入”，这就会促使社会组织提升合规性和规范性，否则做项目还大大咧咧的，出现什么瑕疵或漏洞，一旦被曝光，机构的发展就会陷入困境，因为公信力是社会组织的底线。
马广志：围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会组织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徐家良：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确实存在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关系。如果政府接受了社会组织的建议，那社会组织也会更有信心。
二是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强。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已经下发了《关于颁布劝募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很快就会出考试大纲和教材，然后开考。这对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化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需要提升社会组织的工资福利待遇。目前成都发布的社区基金会“新八条”规定，收入可以突破本行业当地平均工资的2.5倍。能力越高，待遇越好，这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促进和推动。
第三，社会组织要建立自己的资金“蓄水池”，可以保值增值。但这块儿做得还不是太好。有的根本就没做，这是很可惜的。公益资产没有更多的投资回报，等于浪费掉了，这对整个行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此外，要让行业协会和枢纽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中国慈善联合会以及各省的枢纽机构，这对整个社会组织领域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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