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徐永光曾经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定下“民间性、资助型”的战略方向。在2012年儿慈会爆出账务失误、遭遇质疑的时候，他曾站出来力挺儿慈会。
在2013年发表的《基金会不是沙漠中的胡杨林》一文中，他写道：“儿慈会用筹来的2000多万元捐款，已资助全国200多家草根儿童慈善组织的项目，同时为一批儿童慈善组织设立了专项基金。他们的未来目标是把资助范围扩大到500家乃至1000家，形成全国儿童慈善组织合作联盟。去年，儿慈会因为一个小数点的错误，闹出‘洗钱48亿’的天大风波……结果出人意料。在遭受舆论质疑的狂风暴雨之后，他们收到的捐款从平均每天20多万元，激增至40多万元，捐款主要来自个人。我分析，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如今看来，这段内容令人唏嘘。在以资助的方式发展地方网络成为壮大自我的成功路径后，儿慈会似乎对于“延展枝桠”过于自信，在9958项目里大肆做起了“加盟”式的地方救助站。这大批量的地方“加盟”机构，在为儿慈会带来了巨大的募捐流量的同时，也逐渐失控，滋生出种种问题。
如今在9958爆雷之际再谈儿慈会，徐永光更多地透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对于事件中涉及的套捐、骗捐等宿疾，以及被推至风口浪尖的互联网“配捐”制度，他也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慈善家》：我们先来聊聊处在舆论中心的“配捐”。您如何看待国内正在运转的互联网配捐制度？徐永光：配捐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激励捐赠的积极性。但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因为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尤其在逐利的价值观影响之下，除非公益部门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否则就会受到现实背景的影响。我感觉现在围绕着配捐，相继出现了三个乱象，第一是抢捐，第二是套捐，第三是强捐。
抢捐，指的是谁能动员更多的捐款人参与，就能给公益机构拉到更多的配捐。当然，如果仅仅是动员得力、捐赠人是真实的捐款，那本身无可厚非。但大家都来想办法抢这份配捐，抢得严重了，就导致第二个现象，套捐。
套捐的情况就比较严重而且复杂。所谓“套捐”，从字面上看就能理解，它已经不是正常的捐款。它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乃至完全违背公益规则去获得更多配捐，比如这次9958事件里的“捐款”还可以“返还”。公益组织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偏离，已经走歪了，突破了公益的底线。公益组织出现了迷失，就应该制止。
而且现在不仅是公益组织内部出现迷失，外部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配捐制度，搞违法犯罪行为。很多公益机构都面临这种陷阱，有的不法分子甚至借公益机构的账号做招牌，用庞氏骗局的模式，让更多人进入骗子的圈套。这种情况在各大平台都有出现，平台也都不堪其扰。
第三是强捐。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在参加99公益日后，因为有背景、有当地政府官员站台，甚至发文件，要求下面的人必须捐赠，这就是强捐。去年99公益日第三方评估里，有相当多的投诉都是强捐。这种恶劣行为需要定性，它是违法的，是要被处罚的。公益捐赠是自愿的，而把捐赠变成强制性的这种违法行为，伤害公信力，伤害信任。把权力渗透到社会公益的领域、泯灭公众的公益热情，这会从根本上毁掉公益的根基，是万劫不复。对于这种行为，不能坐视不管。
这些乱象集中出现，说明目前国内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配捐，在受到干扰后，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如果现实是背离公益原则、被坏人利用，那就要从根本上反省这个制度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中国慈善家》：在配捐问题上，行业和学界有不少人和您持不同的观点。很多专家认为，配捐本身没什么问题，配捐是全世界通行的持续了几百年的事情，不能因噎废食。您如何回应这一分歧？徐永光：我们不是靠着配捐把中国的公益发展起来。当时希望工程也没有配捐，大家都是穷人，还那么积极地参与。我一再讲，配捐好的初衷碰到了恶，如果治不住它、让那个恶变得无孔不入，那么善良就只能变成一种假设。 我的观点很明确：目前这样的一个配捐模式必须停止。它的制度设计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让骗子有可乘之机，让一些慈善组织堂而皇之地违法。应该说，这个制度走到头了，不能想着靠它去把公益文化、公益文明建设好。它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来看，结果并不好。
《中国慈善家》：假如我们真的把互联网配捐制度砍掉，您先前提到的问题难道就不会存在了吗？徐永光：这是个好问题。目前的配捐方式没有了的话，抢捐和套捐就不会再有了吧。强捐是摊派捐赠，这就需要我们强调评估和监督环节，第三方的服务、评估的部门应该重视起来。评估是公益的供应链里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是不可缺少的。公益除了出钱、用钱之外，中间肯定要有一个对于“这个钱用的好不好、怎么样把这个钱用的更有效”进行监督和设计的部门。但是中介部门现在集体很弱小，因为我们的慈善行业的发展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中国慈善家》：现实是，我们仍然需要广泛的激励机制，来让更多人参与公益。如果弃用最初为此设计出的互联网配捐模式，那么应该有什么样的替代机制？徐永光：我们完全可以把现在的这种配捐激励机制，变成事后奖励。同样还是可以搞一些激励的活动，玩法，规则，去动员捐款。我觉得这个制度设计上应该守住几个基本点：第一，捐款必须是自愿的，这是一条铁律。第二，必须跟进最终捐款的流向，一定要流向它该去的地方。第三，要加入评估，一个项目结项后，要评估它的操作、流程规范，遵守规矩的、执行得好的，把原本的“配捐”资金池拿出来作为他们的事后奖励。那些逼捐的人不仅拿不到奖励，还要追究他们法律责任。这样，大家不就都按规矩办事了？这对于公益的生态建设，会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
《中国慈善家》：您在儿慈会成立之初为这个机构出谋划策，帮助它定下战略方向。您如何评价这次9958项目爆雷后，儿慈会的表现？徐永光：是的，儿慈会的机构发展战略，“民间性、资助型”，是当年我给他们定的。后来，他们的老会长魏久明又加上去了“合作办、全透明”。“儿慈会”的简称也是我坚持的，他们原来叫做“少基会”。2012年，出了小数点事件（注：当年中华儿慈会被发现财务报表中48亿元不翼而飞，但儿慈会最终给出解释，是将4.7亿误写为47亿的“小数点失误”而导致）。我当时公开出来支持他们。一个月以后，他们收到的互联网捐款翻倍了。因为大家一看，只是一个失误，原来它是一个好机构，公开透明，和很多小机构开展合作。当时大家选择继续支持它，也是因为大家知道公益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做创新的时候，有些小错误难以避免。
犯错误、失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不能突破底线，不能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次事件的破坏力与郭美美类似，儿慈会应当对此事件有个交代。
《中国慈善家》：9958事件也暴露出慈善行业的很多漏洞。您认为公益行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建设行业自律，要怎么做？徐永光：你做一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标和价值导向？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对于这次事件，整个行业都需要反思。大家都应该问问自己一个有点老的终极哲学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首先，自己是谁？你是公益部门、公益组织。公益组织要是了解了自己的一个身份定位，认清自己，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政府有权力，商业有钱，公益依靠的只能是公众信任。这是公益组织的命根子，因为只有信任，大家才会自愿支持你。千万不能忘了这一点。
其次，从哪里来？你是从社会来，不是政府，也不是商业。接下来，公益往哪里去，这个也要好好回答。公益的体量非常小，即使在美国，募捐也才占GDP的2%，中国则更少，占到千分之一。那么千分之一体量的行业，怎么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就是要做社会创新，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再通过宣导，影响政策、影响社会。很多事情属于公共领域，但一开始并不是政府公共政策所关注的，公益率先去发现、探索解决方案，最后由政府来接手。
在当下社会，公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是给我们的社会增加信任，而不是再继续伤害和消耗社会信任。现在的社会信任已经低到近乎触及地板了，如果一个公益组织的存在还在继续伤害社会信任，这样的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
包括儿慈会现在这样做个人求助，它本来就不应该是公益组织该做的事情，你把个人赠予这样私益领域的行为装在一个公益机构上面，这是违背《慈善法》的。这一点也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停止。
所以，我觉得大家最终要反省的是，你是否真正了解公益的信念。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完全忘了，做一个公益机构究竟是为了什么。
值班编辑：杨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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