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2日，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主办的数字化助力“一老一小”服务创新研讨会在京召开，并启动“数字化助力‘一老一小’服务创新行动”北京项目。其中“一小”项目以流动儿童的健康问题为切入点，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物质+服务+赋能”模式，沟通社会资源与流动儿童需求，为流动儿童提供所需的物资保障、医疗服务及关怀陪伴。流动儿童家长代表陈文克就“一小”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为赡养家庭，陈文克一家来到北京打工。由于没有北京社保，她的孩子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一年的学费就要三万多。她和丈夫每天打多份工增加收入，不敢生病，一度陷入抑郁。“我们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但这很难，”她说。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于2023年4月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约占中国儿童人口的1/2(1.38亿，46.4%)，其中过半都是流动儿童(7109万，51.5%)。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乡差距，流动儿童往往无法与本地儿童享有相同的公共服务，他们面临着教育、健康、营养、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合等方面的诸多挑战。2024年8月，民政部等21个国家部委共同颁布《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流动儿童群体的政策文件，明确流动儿童“均等享有高质量权益保障和关爱服务”，并发布“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涵盖健康、教育、居住、心理、城市融入共计19项关爱服务。其中特别提出“鼓励支持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设立项目、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流动儿童慈善帮扶，重点对家庭生活有困难的流动儿童给予帮助。”研讨会上，来自政府、学术界、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区的代表开展了主题为“数字化赋能流动儿童关爱”的圆桌沙龙，共议流动儿童问题现状，探讨全社会参与破解流动儿童困境的数字化方案。
流动儿童面临公共服务缺失问题 首先要着力推进流动儿童群体与当地儿童享受均等化的教育、医疗、救助等公共服务。每个儿童各自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可能包括经济困难、家庭问题、自身残疾或疾病、心理和行为问题等，教育问题更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摸排，建立了两个台账，一个是所有流动儿童的台账，另一个是针对有特殊困难的流动儿童的台账，以便更精准地进行关爱保护。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孙先礼 流动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特点，是理解转型中国的关键性概念，它既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带来了生产与家庭再生产成本不均衡的问题。再生产的成本，包括了儿童抚育、老人照顾等都由家庭承担了。不仅要考虑新市民流动儿童的融入问题，也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框架下统筹考虑人口流出地的儿童和老年人问题。《流动儿童关爱保护的行动方案》的出台将流动儿童转变为儿童福利和保护的重要对象，政策上实现了重大进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邓锁 我国流动儿童既有所有儿童的普遍性需求，也有其特殊需求，概括为“两难、两差、两高”。“两难”，一是教育资源分配和政策因素导致的上学难，二是社会交往渠道的限制，甚至是排斥，导致的融入难。“两差”，一是家长时间分配和亲职教育能力导致的成长陪伴差，二是社会保障因素导致的身心健康差。“两高”，一是监护人职业安全和健康环境特殊性导致的丧亲风险高，要高度的警惕；二是经济能力和低教育质量导致的辍学率高。流动是社会的本质，是人的基本权利，流动让这个社会有了活力，而流动儿童群体承受着流动带来的负面性。关注流动儿童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孩子。要解决流动儿童缺少公共服务的问题，就要深刻领悟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政策不应为城市化服务，应为城市化当中的人服务。美团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在关注骑手家庭子女的关怀保障和发展问题。灵活的工作为家长创造兼顾家庭的条件，部分骑手家庭的孩子会跟着父母随迁流动。美团的“袋鼠宝贝公益计划”做两件事情。一是和新阳光基金会合作，为全行业骑手家庭孩子提供大病帮扶，也为其家长提供生计的出路——比如外卖骑手的工作带来收入，更好地支撑异地就医的家长在城市陪孩子治疗。二是与协作者等公益组织合作，在流动人口社区建设儿童友好空间，为孩子及其家长提供儿童社会化阶段的同辈支持和社区教育支持。协作者的愿景目标是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我们针对陷入困境的流动儿童和家庭开展教育、健康、生计和社会支持四方面服务，帮助他们提升拓展资源和社会参与的能力。二是做大量的评估研究，比如近两年发布了气候变化对流动儿童家庭的影响、疫情对流动儿童的影响，进而推动社会政策和公益行业的发展。三是面向儿童工作者、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者、流动儿童和家庭本身开展专业支持，培育流动儿童服务力量，提升流动儿童自我服务和参与能力。 爱的分贝是专注于听障领域救助的公益基金会，成立12年来共经历了三个战略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聚焦让听障儿童能听会说，说得好、说得清楚；第二阶段为听障家庭提供一站式救助和服务；第三阶段是2023年到2025年，致力于帮助听障人群融入社会，推动听障行业全面发展。由于地域差异及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原因，部分听障儿童在家乡得不到高质量的康复治疗，只能流动向更大的城市。爱的分贝通过支持全国各地康复机构的整体能力建设，让更多孩子能在家乡接受康复，同时爱的分贝还开发了一些针对家庭场景的公益产品，帮助孩子更快完成康复，回到家乡生活。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2021年后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机制，《民法典》的出台确立了家庭监护为主，社会监护补充和国家监护兜底的国家监护制度。但有两个方面比较弱。一是政府的牵头作用还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家庭监护失灵时需要公权力的积极介入。二是社会力量不足。“五位一体”的儿童关爱保护机制包括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社会力量在整个过程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公益和社会组织有着深入儿童生活的优势，可以对儿童困境问题及时发现报告。报告后相关服务环节如何有效衔接并进入公权力体系，还需要政府制度设计方面赋权，让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发挥作用。 第一是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部门明确鼓励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这是政策导向。第二是做好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目前专业化社会组织、专业人才比较欠缺，要加大对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培训，建设完善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第三是政府部门也在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通过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让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服务。
在流动儿童工作中平衡数字化的利与弊
数字化为我们做好流动儿童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为了全面掌握流动儿童群体的状态，我们将建立流动儿童数据库，并与公安、教育、卫健委、残联等部门进行信息共享和比对，方便随时查阅，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儿童。 数字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流动儿童工作中，数字化可以降低需求评估、服务递送的成本，提升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还可以提升服务对象自主表达需求、寻求服务的能力。但数字化可能带来隐私保护等伦理问题，也可能使我们忽略除了技术以外的问题，比如对儿童的关爱、陪伴等。社会工作服务要平衡好数字化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爱的分贝的发展得益于数字化的发展，成立至今的公益支出将近3个亿，其中70%以上的捐赠来自于互联网平台。爱的分贝与腾讯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数字关爱听障儿童融合教育支持项目”将通过为听障家庭提供绘本爱心券、融合课程体验券、残健融合活动等方式助力听障儿童融合教育，帮助听障儿童提升认知能力，促进融合教育的衔接与过渡，提高社会对听障群体的认知和包容度，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听障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主选择有差异化的公益服务，而不是被动接受公益组织对他们需求的干预。 《中国慈善家》杂志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主持圆桌沙龙，她在最后总结，流动儿童问题涉及教育、医疗、安全、心理健康、社会融入等多个层面，政府、学界、慈善组织、社工组织、企业和媒体等都有责任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出一份力、献一点爱，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协力合作，才能真正保障流动儿童的权益，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让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居有所住、弱有所扶，与其他儿童无差别地在同一片蓝天下平等自由地成长。《中国慈善家》杂志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来源：《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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