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需要心理辅导
蒋平是杭州某中学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 在他入职前， 心理辅导站的大部分工作 由美术老师兼站长的张丽宁承担。
开学初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全年级孩子们在开学后 都需要进行心理测试。 “这也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第一次开学， 有的孩子来学校上学有点困难， 我们就会联系家长了解情况。”
蒋平说， 小学生主要是因为发育障碍， 存在注意力缺陷、孤独症、感统失调等问题， 由家长或班主任带来这里 做特殊教育方面的训练。
“初中的孩子自己过来比较多， 困扰他们的主要是亲子关系、家庭氛围、 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等问题。”
心理课的设置至关重要。 蒋平表示， 学生们能在每月两节的心理课上找到共鸣， 他们渐渐建立起基本的心理认知， 改变了原本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对心理学的好奇和兴趣。”
一次的倾听陪伴显然不够， 但即使在长程的定期心理辅导下， 心理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家长也需要心理健康教育
蒋平表示， “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家长和老师。”
2021年和2022年， 学生因为疫情长期居家上网课， 心理测评量表的检测结果 出现异常的比例大幅增长。
张丽宁记得， 在疫情期间， 有位初三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 显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 并且存在长期失眠的情况。
张丽宁想和他沟通， 他却说自己没问题， 要备战中考， 没时间做心理咨询， 已经在吃中药调理睡眠了。
张丽宁多次联系家长， 希望对方能带孩子去医院做个具体检查， 却被对方认为是老师故意刁难。
后来家长带孩子去了医院， 在医生的询问中， 孩子表示， 他已经走不进校门了， 觉得自己被竞争氛围包裹着、喘不过气， 宁愿在家自学。 孩子的这种想法， 从没向家长或老师表露过。
还有个小升初的孩子， 因不适应而成绩一落千丈， 但父母只觉得奇怪， 并不重视孩子提出“不想上学、想去看病”的诉求， “妈妈觉得她是 因为不想上学、小题大做， 这无疑把孩子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和孩子聊了好几次， 我才知道， 从幼儿园开始， 她家里人就要求她每天弹好几个小时钢琴。 父母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 觉得孩子厌学是作。 初三她再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
张丽宁告诉记者， 就诊后， 母亲甚至擅自让孩子停掉了 需要定期服用的抗抑郁药物， 给她换成了维生素片。
抑郁科诊室，一半就诊者是青少年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 谭忠林表示， “2018年以来， 每年来抑郁科就诊的都在增加， 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 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 2018年3148位， 2021年10613位， 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 但肯定会增长。”
谭忠林认为 疫情期间， 青少年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长时间居家容易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同时， 缺乏同龄人的交往环境下， 青少年能获得的人际支持减弱。
在当天就诊的22位患者中， 12岁到18岁的有8位， 其中6位女孩，2位男孩。 18到25岁的有3位。
患者的症状并不相似： 一位17岁的女孩 坐在就诊椅上就开始掉眼泪， 她拉开袖子， 小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 新的旧的。 她吃了很多药物， 住了几次院， 希望谭忠林能为她开ECT（电休克治疗） 治疗单以及休学证明；
一位初三的女生， 常常幻听有很大的声音 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她时而焦虑自己的身材， 时而焦虑未来， 提起学校就烦躁激动， 想做的事情不能忍受一点拖延。
尽管谭忠林建议她 可以适当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但在她家乡的县城 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用几十年治愈青少年时受的伤
在青少年时期产生的创伤 或许在漫长的十几年内也难以弥合。
有母亲带着女儿来诊室， 女孩因无法工作辞职了。 女孩说， 情绪出现问题已经十几年了， 母亲拿着牛奶和茶叶蛋不住叹气： “当时以为是青春期叛逆。”
另一位已结婚生子的男士 则不住敲打自己的头， 高二下半年的一场考试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整个头像被钢丝撬开一样， 被爆竹崩开似的。” 他从此开始无法想题， 放弃了学业， 二十多年来， 失眠和吃不下饭纠缠着他。
谭忠林说， “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有多种因素。 对青少年这一年龄段来说， 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和亲子冲突 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
关注抑郁症久了， 谭忠林发现， 当他询问患者心情不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患者通常会往前推很久。
当询问父母时， 他们又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点。
“这个点就在于， 家长觉得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就没什么问题。”
因此在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事件中， 父母通常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 一切都挺正常的， 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 这些孩子已经走过了一段 非常艰难、痛苦但无能为力的路程。
学生处于压力链最底端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多年的北京大儒心理徐凯文博士表示， 回顾近二十年高校的情况， 他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高校心理咨询量、危机干预量， 基本上是10年前的10倍。
同时， 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在中小学阶段更是日益严峻。
徐凯文认为， 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四个因素中， 学习压力是第一位的。
“对我们70后来说， 考上大学的比例更少， 但为什么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焦虑， 因为现在普遍认为考上名牌大学才行。”
“如今我们的孩子， 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
学校要出成绩，要提高升学率， 家长也会很焦虑， 压力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 “孩子们会自我否定， 有人‘躺平’不干了。”
“压力前所未有的大， 支撑自己的力量又很薄弱。” 徐凯文这样总结当下青少年面临的境况。
徐凯文指出， 现在的教育环境过于功利， 孩子们都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相互竞争。 因此当孩子发现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 他们对自我的价值判断会产生崩塌， 很容易被否定、被打击。
徐凯文指出， 双减减掉了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但并没有减掉家长的焦虑。 “家长焦虑地花了最后一分钱给孩子找补习班， 孩子学得很痛苦， 甚至不想去学校， 双方都非常疲惫。”
同时， 教育资本市场贩卖焦虑， 升学考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 “卷”的氛围已经 从高中下沉到了初中甚至小学。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要长期干预 对于现阶段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谭忠林也指出， 首先考虑心理行为干预， 然后才是药物治疗。
他建议， 学校可以提高对学生心理疾病的识别率， 同时提升心理咨询老师的专业技能。 在学科成绩之外， 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兴趣和爱好的机会， 让他们能有各种途径 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同时，
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模式 能在干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越严重的个案， 治疗起来越困难的， 你会发现跟他们的亲属沟通也很困难。 这个家庭可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如经济、疾病、恶劣的夫妻关系等。”
目前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一是就诊率， 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病， 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 第二个就是规范治疗， 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完成系统的疗程 或是早早停药。”
谭忠林表示， 如果药物治疗不能持续作用， 当情绪诱因再次出现， 抑郁症非常容易复发。
而青少年本身情绪波动性很大， 和病理性的波动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要区分比较困难。 只有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 这样一个彻底的系统治疗阶段， 才能说是完全康复。
须知，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是病就必须得治。 “病耻感”和“自我污名化”， 都是健康路上的阻碍。 想办法降低、消除身边人的病耻感， 及时发现、积极治疗， 抑郁症终有治愈的一天。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蒋平、张丽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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