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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说到OPO联盟，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它的全称是“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去年12月初，联盟在昆明召开了研讨会，在会上，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渠道。一时间，“器官捐献”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可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所以供需比例只有1:15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都有上百万的病患因为缺少器官源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器官捐献”听上去离我们很远，但是对于有需要的家庭来说却至关重要。在我国器官捐献面临哪些困境？ 家住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居民范金凤是2013年在甘肃省红十字协会登记捐赠器官移植的第一名志愿者。范阿姨告诉我们，登记捐赠后的生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虽然支持的声音不少，但自己得到更多的还是质疑与担忧。其中，朋友的一个短信，令她至今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 范金凤：说你生了个独生子，你和你爱人做遗体捐献，是为了以后你的孩子买不起墓地。我当时的原话是，你不要用你的心去度量我的为人，与其把我们的器官给浪费掉，为什么不把它做到医学实验上呢？总得有人迈出这一步。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你做人第一个就是得学会感恩。 与范阿姨的遭遇相比，32岁的李义新有着更大的苦恼。在河南商丘某医院肿瘤病房里，小李躺在病床上正在接受化疗。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捐献出眼角膜，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自己的这个想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李义新的妈妈反应尤为强烈。 李义新妈妈：这孩子都病这么长时间了，啥都没有了，再把遗体捐赠了，这最后也不能落一个囫囵身体，别说我不让他捐，俺亲戚邻居都不能让他捐了。 记者就遗体捐献的有关情况采访了商丘市某医院重症监护室医师陈医生。她告诉记者，重症监护室收治的大多是危重病人，很多患者在等待着器官移植，遗憾的是，有相当多的患者没有盼到希望便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也会适时向病人提醒遗体捐献的事，但大多数时候都遭到了病人家属的反对。 陈医生：我们也有几个病人，你比如有的病人脑死亡了，其他的功能很好，不如把器官捐出去救助其他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也跟病人提这个醒，但是大部分的家属都不愿意，说实在话你一百个、一千个里边也捐不了一个。 哈尔滨市民张玉晶是中国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她告诉我们，截至去年年底，在黑龙江省全省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从事志愿服务几年来，说到眼下的“器官捐赠困境”，她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 张玉晶：我们做志愿服务，在大街上发传单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哎呀，器官捐献不行，太可怕了。他连你的传单都不接。我个人认为还是观念的问题，觉得死了之后肯定要有全尸。死了之后把能捐献的器官都捐献给别人，那自己肯定不是全尸了。 为了更好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给那些等待器官捐献的生命送去希望，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王学浩也做了很多思考。 王学浩：我们国家每年有几十万的外伤的病人，如果有几十万分之一捐献出来就够我们用了。我们科脱产了8位医生，什么事不做就到江苏省各个县市监护病房、ICU、脑外科、神经内科去宣传国家的相关法规，人体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 据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观察机构2012年的数据，西班牙捐献率最高，为35.1/百万人，而根据官方数据现阶段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0.6 人/百万人，但事实上，我们只要达到3人/百万就可以基本满足临床需求。一直以来，传统观念悬殊使得中国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 除了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董震指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这也是器官捐献少之又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董震：我们国家脑死亡现在没有立法，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叫“心脑双死亡”，从现代医学来看，只要按严格地脑死亡判断，还曾没有一个最后能把他救活的。他只要呼吸机不拔，靠一些生命支持系统，他的心脏是可以维持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家属愿意为社会做贡献，让患者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话，那他可以选择器官捐献。法律判断这个人的死亡是以心脏停跳为标准的，我们工作不能违法，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条件下来做一些器官捐献的。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30.1%的受访者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 器官捐献分配公平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器官捐赠分配平台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存在大家担心的黑幕？ 郑州人民医院是河南省有器官移植资质的6家医院之一，外科医生谢占涛所在的科室主要负责肝脏移植。谢占涛说，每年近百例的肝移植手术都需要严格的手续流程做依托。 谢占涛：这个目前暂国家有一个器官分配的网，所有等待移植的患者都在上面进行登记，我们拿到器官之后，是要进行网上调配。根据患者危重程度，以及等待的时间进行一个评分。也有可能这一个供体，同时有好几个患者都能够满足匹配要求，但是最优先给的就是病情最危重那个患者。它是有一个量化的指标。 除了等待的时间和病情轻重需要考量之外，区域优先也是一个重要的分配标准 谢占涛：区域优先，因为供体它有保存的时间限制，就是一般来说，假如咱们医院获得的供体，是优先在院内的。如果咱们医院的病人匹配不太好的话，是省内调配，如果在省内调配不太好的话，才会考虑到调配到省外。 记者：这里面有没有人为操作的可能？ 谢占涛：这个相对来说，一般是没有。网上分配之后，哪个患者在最前边，他就直接就出现在最前边了。因为计算分配的，人为因素比较小。 当然，器官捐献的困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及对捐献者的激励补偿机制。尽管相关的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是越来越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捐赠者不再是无名英雄。 安徽省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了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每年冬至把已经捐献人的名字刻上纪念碑，让民众永远的记住他们的大爱，也给捐献人亲属提供了祭扫的平台。 安徽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蚌埠医学院接受站负责人邵正仁：每年在清明节前，组织一个缅怀活动，政府给留一块纪念环境，而且从今年开始，每年的3月21日春分日，作为我们安徽省遗体器官捐献的一个缅怀日。 2004年就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协议的王志刚，十年来和蚌埠的其他几位捐献者一起经常进行一些志愿宣传活动。王志刚说，相比传统观念的制约，很多人更担心的是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督管理体系： 王志刚：要公平、公正，作为医疗卫生系统在把握和处置这些社会资源的时候，这也算是社会资源，要公正，你不要有杂念，你是什么什么长，他是一届贫民，农民，他就不一样吗？他是一样的，生命权是一样的，只有公平、公正，才能让更多的捐献者或者再发展更多的捐献者，让捐献者心里得到安慰，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这个捐献才能获得全社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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