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唐昊在《南风窗》杂志发表《我们的公益“黄金十年”》一文，从汶川地震后公益开始进入公共生活到民间公益的发展，从政府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到企业的商业向善，从公益面临的新的挑战再到“公益圈”的自身问题，概述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十年发展历程。
在这篇长达1.2万多字的长文中，唐昊教授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客观冷静，而又不乏激情和感动。我们摘录了其中25个金句，希望能让我们思考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的公益未来十年变得更好。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汶川地震的救援及灾后重建，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它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在其中所激发出的“元公益”的精神，如平等、公正、奉献、团结、行动，都让人难以忽视。
公益对这个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贡献，不是它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带来了多少社会资源，而就是这些元公益的精神本身，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行动，改变了中国的公共生活，树立了迄今都难以撼动的公共生活伦理。
在这十年间，公益事业本身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公共生活领域。组织化的公益行动日渐替代了原本个人化的公益行动，塑造或改变了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并在实践中积累了无以计数的社会资本，甚至还极大提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文明水准。
在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随着传统的隐去而逐渐断裂消失之后，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不断生长和聚集。要知道，一个社会如果积累到足够的社会资本，那么这个社会的面貌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由这个社会最光鲜的那群人体现出来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最短板体现出来的：弱势群体得到了尊重和照顾，并且形成了体系和理所当然的观念；人们对公平公正、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强烈的向往，并能够在制度内实现，这些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直接体现。
社会自身出于内驱力的发展，必然会向外推动服务型政府和商业向善的发展。而务实、开放的政府，充满创新精神和市场活力的企业，都为中国公益事业的成长注入了新的资源。
公益组织发现问题、并和政府一起解决问题，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这应该被视为公益进入治理的榜样型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公益组织不仅是支持性力量，甚至可以直接进行社会治理。
即使经过公益黄金十年，中国的社会组织已经达到了90万家，但其中的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仅仅在11260家，包括8000多家基金会。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仅仅2459家。而这90多万家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也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个零头，不到2%；其中大多数慈善组织如基金会，规模极小，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在个位数。规模小、数量少、经费缺，成为慈善组织乃至于社会组织难以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客观因素。
和国外相比，中国企业进入公益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税收激励不够。国际上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政府购买和社会捐赠。在中国，政府购买的规模虽然比以往扩大了很多，但仍远远不够。至于社会捐赠方面，在历史上，欧美企业的捐赠慈善事业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企业的税费减免上。但中国的慈善捐赠在过度依赖企业捐赠的同时，却对企业捐赠没有多少税收优惠。甚至有企业家捐出数十亿股权时却被要求缴纳十几亿的税费，导致捐赠无法实现。
公益再也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行为，而公益人也不再是那种“令人钦佩却无人愿意效仿”的对象。公益理念和行动，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只有在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生态链，创造“人人公益”的大环境。
随着疫情的长期化，社会资源互通遇到障碍，中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在“因疫情隔离”的大背景下也遭受到了极大冲击。公益领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公益慈善领域；一些急需社会化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如需要融入社会才能更好地生存的自闭症儿童，面临着社会化资源前所未有的短缺；像一些城市里以家政女工为关怀对象的公益空间，在疫情冲击和街道封控下无法存续，最后解体；一些自闭症关爱机构的关门，让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养老院去，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孩子社会化的进程。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社会中，仇官、仇外、仇富，这些偏激声音背后的形成逻辑其实是互通的，而公益倡导机构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引领相关的社会议题走向正确的舆论导向。
除了经济下滑和疫情封控所带来的外在困难外，实际上一些在公益界长期存在，并在危机之下被放大的圈内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这些危及公益内驱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信力危机，小圈子文化，提前功利化，发展前景不明。
公信力问题从始至终一直困扰着公益界大大小小的机构。如果无法取得公众的信任，公益组织的能力和作为就无从谈起。
公益圈越来越像是一个江湖：大佬权威固化、资源向大机构集中，公益组织之间形成马太效应，内部认知割裂，观念争执演化为派别之争。
这个行业内中坚力量的公益人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还很模糊，也就无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无法建立起对一个行业的未来的信心，行业内的精英迟早会流失。
公益圈并未建构起这个社会自我管理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如此一来，逐渐从理想主义的公益，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公益。在这个不断妥协而不是勇于进步的过程中，随着不断地给自己划定更小的圈子，公益的内在驱动力终于耗竭了—这更像是公益版本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失败。
能扎根在民众和社区、真正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方面的公益组织，数量既少，做的也还远远不够，导致“初心和贡献—社会支持—更坚定的初心和更多贡献—更大的社会支持”这样一个健康闭环没有出现。
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就在公益的内驱力被大量消耗、遭遇到疫情带来的外部困境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国家和政府的巨大的外驱力的支持，有望通过重构发展逻辑、加入国家发展战略而走得更远。
在这个国家向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投入更多资源的时代，作为公益人，更重要的就是要重新理解由外驱力而推动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新逻辑。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就无法在新的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
走过“黄金十年”的中国公益事业，正在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重视和投入，每一个公益人都能够感受到，由巨大外力驱动的公益大时代来临了。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要变革自身，因应时代的需要。在许多公益领域，特别是乡村的情况复杂，问题多元，需要的恰恰是小而美的公益。在这个领域，民间公益组织有望发挥自己独特的更细致更切实的作用。
回顾中国公益的“黄金十年”，其最可宝贵的地方，不是有多少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而在于这些组织的生成，主要来自内生动力，正是凭借着源自心底的内在动力，原本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国社会建构起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公共生活体系，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评价体系。这些公益行动带来的公共生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弱者知道尊严所系，强者知道如何谦卑行事。一句话，公益让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文明。
公益精神的内核如平等、尊重、公正、自我牺牲，就深藏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被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同情和热爱激发出来，并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黄金十年”最大的成果，也不是有多少实践成效，而是让这个国家真正出现了一些“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去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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