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2天就是除夕了，中国的乡村里，有700万留守儿童，正在焦急地等待一年一次见到父母的机会。媒体人出身的刘新宇，关注留守儿童群体6年，并且连续4年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报告中，有一连串惊人的数据：10%的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已死，260万的孩子，一年连父母的一个电话都接不到……“不要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离你很远，这些孩子长大后会进城工作，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一个人、一个家庭。”自述 刘新宇 编辑 莫竣威
“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创办人刘新宇我叫刘新宇，原来是一个媒体人，在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新闻周刊》担任副总编辑。现在是一家公益机构创办人，我们关注留守儿童6年，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2012年，我离开传统媒体2年，当时在一个饭局上听说了一个数据，对我冲击很大。中科院做了一个全国性的留守儿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地区留守儿童，34%的孩子有自杀倾向，其中有超过9%的孩子曾经尝试过自杀行为。
2015年6月，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在贵州的毕节市，有4名独居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早已离婚了，母亲平时不在，父亲又长年在外打工，很久没回来。
十几岁的哥哥，带着3个妹妹生活，也不去上学，成天把自己锁在家里头，6月9号晚上，儿童节刚过没多久，4个小孩自己服下农药自杀了。
我自己也曾经了解过一个案例：在安徽省的一个小县城，一个小男孩小俊，他爸妈离异，跟着奶奶生活，妈妈好几年没有回来。腊月二十八的时候，小俊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妈妈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妈妈说：“我今年可能回不去了。”
这个孩子也没哭闹，“行，那就拜拜了”。第二天早上，小俊用一个塑料袋拧成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他们家的卫生间里头。
孩子自杀不是因为穷困，甚至不是因为孤单寂寞，而是因为绝望。他最后觉得自己不想活了，一定是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一个负向的答案：我活着还是死了，没有人会在意，那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如果在那个时候，能有人站出来引导他们，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群体。
我人生当中，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留守状态。刚上小学的时候，六岁到八岁这两三年，我父亲当时是第一批公派出国，去学习汽车技术。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大概两年，爸爸中间回来过一次。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国际长途，沟通全靠写信。当时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能理解这些留守儿童的境况。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调查问卷根据官方的定义，留守儿童指的是：16岁以下、父母双方都出去打工的孩子，或者是一方出去打工，但另一方没有抚养能力的孩子。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大概有700万这样的孩子。
2015年的时候，我们组织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试图去阐述这个群体的现状，并为公益活动提供理论数据。
这个白皮书，我们连续发布了四年。第一年，我们从性别、地域、年龄、家庭情况、学习成绩等方面，得出了一个概念性的结论。第二年开始，我们加入了心理学层面的调研，叫迷茫度和烦乱度。第三年，我们给孩子们做了压力测试。最新的 2018年白皮书，我们有效的问卷是11000多份，这次加入了对消极情绪的成因分析。四年下来，有一些数据大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越深入研究，我越发现，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复杂的。因此，每年我们会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和主题进行调研，就像把这个黑箱子进行切片研究，比如今年我会聚焦留守女童，明年会关注住宿生……通过这种方法，我希望最后能呈现中国留守儿童最真实的心理状态。
10%的留守儿童父母 “被死亡”
2017年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媒体的哗然。我们的问卷中有一道题是：最近一个月内，你家里的父亲或母亲有没有去世的情况？ 是或否。最后我们发现有10%的孩子填了“是”。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七。一年里从0～100岁的1000个人，有7个人去世。而留守儿童的父母普遍是20～40几岁，这个数据明显高于自然死亡率好几个量级。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不是农民工打工的时候防护太差，才造成这么高的死亡率？但后来我们发现，数据是“假”的。我们请教了一些专家，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之所以“被死亡”，是因为心理学上的“补偿机制”。
心理补偿机制的意思是：当个体因本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使目的不能达成时，改以其他方式来弥补这些缺陷，以减轻其焦虑。
他们是对父母有一些怨恨，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以半开玩笑似的把它表达出来，这对孩子实际上是自我保护。
260万的留守儿童， 一年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2015年，我们也曾有一个挺重要的发现，过去我们总是认为，留守儿童虽然平时不跟他们的父母在一起，但是每年过年大部分人还是能团聚的。 但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大概有1/6左右的孩子是一年与父母也见不到一面的。之后还有一个结论，其中大概有260万的孩子，一年连一个电话都接不到，跟爸妈讲上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这其实跟爸妈死了一样，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精神孤儿”。
在城里工作的留守儿童父母但是父母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孩子打电话呢？很多人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地方偏远，电话不通，或者是农民工付不起电话费。一调查，发现不是。我们去过很多乡村，不通电话的乡村很少，虽然村里人的手机可能不是很高级，但打电话是没问题的，而且乡村里的电话费跟城市里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有一次一个电信公司找我们合作，想捐话费给留守儿童的爸妈，让他们给孩子打电话。我一听，就把结论告诉他们：父母不缺打电话的钱，关键是他们内心不知道打电话的重要性。
我们后来找到了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原来他们主要有这两个困惑点：一是觉得没什么用，二是不知道跟自己的子女聊什么。因为离家太久了，大部分父母一般只会聊三件事：吃了吗？学习怎么样？考得好不好？而这第三个问题，几乎很难产生愉快的聊天氛围。很多家长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孩子却不好好学习，那肯定就是得臭骂一顿。很多家长，自己本身就控制不好情绪。因为他们白天打工的时候，也很焦虑。今天又被老板骂，明天又被工友欺负，内心就有中一股气，很容易就把消极情绪发泄到小孩身上，最后产生了负效的沟通。
一提爸妈就哭 我们会去一些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做探访工作，常常遇到一种情况：有一些留守儿童非常有礼貌，见到你就会主动打招呼，你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也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但是正常的孩子，对陌生人其实应该是有提防的。
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会躲得远远的，问三句答一句，充满敌意。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发现在这些孩子面前，有两个字是千万不能提的，就是“爸妈”，一提他们就哭。有些孩子一开始跟你聊得很开心，一旦说到这个，你就能看到他脸上神情瞬间的变化，甚至会哭。我们到乡村去工作的志愿者，事先都要接受一个培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对第一次见到的留守儿童提及他们的父母。父母在孩子成长的阶段没有陪伴他们，导致孩子心理出现了一些异常。这种异常当然不等同于疾病，这个伤疤你平时是看不到的，但在某些时候某些环境或者某一个事件去激发它，可能就会产生行为异常。
保持两天通一次电话的频率 我们有一个留守儿童纪录片的项目，一直进行了好几年。当中有一个情景记录的就是妈妈的电话从远方打过来，一家三个孩子的真实反应：首先这个电话是老大接了，母子俩的对话持续了10秒，他就把电话塞给了二妹。二妹摇摇头说她不想接，赶紧传给她身边的小弟弟。电话在这里头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有人愿意用这个东西跟爸爸妈妈通电话。
其实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算出了最佳的打电话频率。我们建议父母们至少每两天与孩子打一次电话， 要保持频率，孩子的心理状态才正常，他感觉跟你是无缝连接的。很多人说，一周打一次电话是最佳频率，这恰恰是最糟糕的频率。当时，我们发现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一个“撩拨效应”。按理说，从不打电话到每天打电话，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心理状态应该是一个上扬的曲线，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打电话次数的增多，这根线到中间某个点是向下走的，然后才会继续恢复上扬，这就是“撩拨效应”。对于孩子来说，生活中碰到困难，正常来说应该是寻求父母的帮助，但父母如果失联了，他们就会找一个替代人，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家长不松不紧地跟孩子联系，就会让孩子陷入两难：父母的亲密程度没有到可以随时求助的状态，找一个替代人也很困难。
指导留守儿童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手册而这种通话又必须建立在有效沟通上，这里头是有技巧的。我们出了手册，也出了线上的课，叫《如何给远方的孩子打电话》，让家长们把平时与孩子打电话的情况，录音下来，传给我们。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大家指出沟通中的一些问题，然后请一个心理学的专家给家长们在线上做辅导，教大家如何去跟孩子们进行沟通。这确实对家长、对孩子受益都非常大。
持续的关心比高价礼物更有用 今年，我们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调研过程中，得到一个新发现，就是父母有的时候回家看望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所谓的常回家看看，我觉得看看这两个字要打引号。你真是去“看看”了，倒不如平时多打一些高质量的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我一说大家也明白。很多父母回家，实际上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会觉得，一年都没回家，甚至没怎么打电话，那就给孩子们买个贵一点的礼物，作为补偿。
在其中的一项调查中，我们让孩子们回答一个问题：你的父母回家送了你什么样的礼物？结果大概有三成的孩子写了：手机。一旦把手机给到孩子手上，父母还挺高兴的。孩子拿着手机玩游戏。父母就感觉这事我办完了，然后大人们就打麻将、喝大酒、走亲访友去了，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有一次在甘肃做调研，一个住校社工，他平时就生活在学校里头，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经历：那一年的寒假，他们在做扫除，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有一个班上的小男孩突然从家里面跑回来学校了。
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孩子在这个时间没事往学校跑，学校也离家挺远的。这个社工就问小孩：“你回来干什么？是不是落东西了？”小男孩一脸正经地说：“不是，因为我爸我妈回来了，特别烦人。他们妄图用礼物’收买’我。”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孩子们内心对家长用礼物做一次性补偿的方式，很是抵触。孩子们的心理问题绝对不是一次性能解决的，因此关爱也不能是大水漫灌式的，而是应该是滴灌式的。
刘新宇和留守儿童在一起 多夸奖孩子 2014年我们在北京，基本上每周要去2次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给孩子们上故事课。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别人都乖乖地坐在课桌前面，他就不听劝，在教室中间的地上打滚。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调皮的孩子，怎么劝、怎么吓唬、怎么哄都不行。随队的心理医师把我拉住说，这孩子肯定家里头是有情况的。果不其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离异了，妈妈在姥爷家生活，但是平时很少关心他。几周后，我们要求孩子们，把听到的故事，画成连环画。这个孩子那天非常安静，画了一个特别细密的蜘蛛网，上面粘了一个长有犄角的小人。
他画得很好，两位老师夸了一下他，其实也就这两句话，但这小孩以后竟然不再打滚了。心理医师就跟我说，这孩子之前打滚不是因为调皮，而是他平时太缺乏别人对他的关注，所以用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引起大家注意。所以，留守儿童的父母，甚至城市里面的爸妈，必须多鼓励和肯定孩子。这种鼓励除了是言语上的，也可以是肢体语言上，比如抱抱孩子、亲亲孩子。这些实际上都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让孩子知道父母关心他。
根据我多年对这个群体的观察，我们光是给一些物质帮助，其实并没有抓到痛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农村看看，就会发现，最需要物质帮助的并不一定是留守儿童的家里，反而是那些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没法出去打工的家庭。
对于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帮扶情况，我们今年其实自己做了一个小的调研，一类是物质帮扶，比如送钱、送书包、送文具，另一类是非物质帮扶，比如说让孩子们去读书，或者做一些心理辅导。大概是在2015年之前，我们开始发布白皮书之前，大部分的捐助都是物质性的，但今年，非物质帮扶的比例已经有40%。慢慢的，大家开始明白，对待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不应该简单地给钱。 有时候送钱真的没用，有一些恶劣的例子是，家长们会把这些钱拿去喝酒、赌博。
我认识一位特别优秀的女性，她是一个全球500强公司的高管，小时候也有过一段留守的经历。她告诉我，她回家后，永远不会跟老公产生任何冲突。这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矛盾，而是她不知道这个尺度如何把握，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中，她不知深浅。最后，当她真的面对家庭里的一个冲突时，她完全手足无措了。我常常和身边人说：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你们不要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受了心理创伤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是会进城的。它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一个人、一个家庭。
部分图片由小野杰西Jesse拍摄文中的小俊为化名
来源：微信公众号“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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