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公益界兴起一场辩论。首先是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集多年公益实践和观点之大成出版《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然后是与之相交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书檄文一篇《驳“永光”谬论：评徐永光〈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竞引行业侧目关注。曾经引起热议的“公益市场化”议题再次被提起。虽然移动互联时代，热点议程设置多半不会火过两天，但此议题重大，其走向值得公益界持续关注。
徐的观点可以划入新自由主义，康是新儒家代表，二人主要激辩人性本善/恶、利己/利他及由此衍生的关于社会问题解决和公益慈善走向的思考，这种观点的碰撞对于思想的启发是有意义的。但是，讨论还应嵌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维度中进行，抽象化概念之争或标签化碎片化讨论对我们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裨益。如何在恪守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底线的基础上，让公益在当前转型中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值得让我们把讨论推向更加深入。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公益今天确实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以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重建”为线索，现代公益经历了90年代自然之友等民间公益组织的兴起、1995北京世妇会举办、2008汶川地震民间公益协作救援、2016《慈善法》出台等标志性事件，公益事业也逐渐从官办慈善、计划慈善转向民间公益、人人公益。但是，公益走到今日，其路径仍然充满困境乃至迷茫。简单而言，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官办公益垄断慈善资源，如何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增强自身非官方性、非营利性以及相对独立性和资源性问题；二是草根公益如何处理与政府、市场、境外资助合作方关系，取得更强合法性同时增强其专业性可持续性的问题；三是国际公益如何在全球化和中国新治理语境下参与中国社会发展，增强合法性降低敏感性的问题等等。“市场化”似乎在实践中成为解决上述难题的各相关方利益最大公约数和安全共识底线。
然而，“市场化”是否是“公益”的唯一正确出路？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谈“公益市场化”的时候在谈什么？或者再换一种问法，“公益”和“商业”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广义的现代“公益”是一个“部门”或“领域”，无论是被指涉为第三部门、公民社会还是公共领域，对其理解有二。其一往往与国家干预的减少及社会自治的增强相关联，再进一步，与福利国家的削弱和私有化进程有关；其二则强调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的关联。无论为何，现代公益都被视为独立于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之外的存在，且回应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体现社会能动性。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用上图示意在中国三大部门运作逻辑差异
所以公益和商业是具有本质差异的，主要是运作逻辑差异和属性差异。在这一共识前提下，我们发现当前讨论焦点在于“公益”（第三部门）和“市场”（第二部门）如果要“跨界”，其边界应在哪里？
从公益端来说。公益作为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社会需求的满足而产生的专业领域，现代公益已绝不等同于简单慈善或者捐钱。公益事业从内而外可以简单划分为“慈善”-“公益”-“社会创新”三个圈层层，也就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到“渔场生态系统化改造”。当到了社会创新层面的时候，事实上，公益已经开始需要融合商业思维和可持续模式探索，而社会企业是其中探索之一，被认为主要可以解决传统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企业和普通企业的差别在于是否以社会问题解决为其第一使命，其次才考虑股东分红等利润分配问题。当前社会企业在欧美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了大量的实践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创新趋势。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公益界也开始讨论社会企业、B型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等概念。
从企业端来看。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社会责任（CSR）概念不断被提出。虽然有一种极端观点认为，企业成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比如解决了就业与纳税等。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逐利是企业的主逻辑，当前社会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财富差距的扩大等社会问题也和法治不足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强势市场化扩张不无关系。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企业在完成商业运营之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内而外可以包括对员工福利的保障、与企业周边社区关系的和谐、能源节约、社会友好价值共创等等。当企业社会责任推到最外层，我们会发现和公益端逻辑发展出的社会企业已经接近。
当然，以上也只是基于概念和逻辑的推演，讨论仍然要置入历史和社会维度理解。即使在欧美国家，社会企业也并非只有单一解读和实践。当前某些人推崇的“公益市场化”思维更多舶来自美式理解的强调“市场化手段”的线性光谱图，而非英式强调“社会化目标”非线性模块图或其他脉络。它们各自的理解有其具体历史脉络和政治意识形态根基，“中国式”社会企业如果要落地，还是要回到中国语境本身来讨论。
“美式”社会企业解读
“英式”社会企业解读（图片来自顾远：《社会企业ABC》）
中国语境是什么？“公益市场化”为何在这时不断被提出？更宏大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改革道路走到了十字路口的一个极佳隐喻。极端的公益市场化声音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简单说就是市场至上。应该说，在当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不完善、政府主导性过强的现实面前，“公益市场化”提法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对公益行政化、垄断化的冲击。但是我们仍要高度警惕公益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这是因为公益行业的特殊性。公益领域本身是“公益+自愿”的动员逻辑，与商业“私益+自愿”逻辑有本质差异，这无关人性自私或利他的动机讨论，而是社会后果倒推的必要。公益作为公共领域，有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守护功能，如果这里只有市场逻辑和丛林法则，“效率”、“专业”、“规模化”成为其主流，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作为社会底线可能会被洞穿，所以我们必须保护社会本身，或者等待社会的自我保护。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清晰论述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市场嵌于社会之中，一旦市场逻辑漫越，甚至成为社会逻辑，将带来可怕后果。清楚认知到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本质区别和边界之后，会发现与其“公益市场化”，也许“公益社会化”的提法更为贴切。
更进一步，在中国语境下，公益事业还有其特殊性和特殊使命。如果说西方现代公益的任务是回应“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其前提是“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是真实存在的。“而中国问题也许在于福利国家还不够，自由市场也不够”。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造就了一定规模的财富，但在实际社会层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亟需处理。过去的全能国家模式导致的庞大的国家权力仍未释放，市场和社会都还处于一种不成熟乃至畸形的情况。所以如秦晖所言，中国第三部门与另两个部门的现代化，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同命运。如果它失败了，中国将没有任何现代化可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再次审视历史与社会维度下的中国公益道路和使命。
作者：周如南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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