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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礼全展示他20年的环保维权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景烁/摄 拎起几本法律“参考书”，一笔一划地在横格纸上写下诉状，骆礼全又开始忙活起手头的新案子。 在重庆市铜梁县，这位小学二年级文化、没有“正经”职业的老人算是半个名人：在当地一些涉嫌排污的企业看来，骆礼全是难搞的“刺儿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作对；在一些官员眼里，这个老头儿为了死理儿“拗得很”；到法院露面太过频繁，就连老伴也经常抱怨：“你再这样下去，家里会饿死人。” 20年前的一起大面积死鱼事件，让骆礼全连同周围的几十名渔民一下子倾家荡产。因笃定死鱼由当地某企业违规排污造成，他走上法庭要求索赔，没想到官司却打得格外“旷日持久”——历经“六审六判”后最终败诉。 骆礼全却因此由受害者变成了“赤脚律师”，通过自学法律，他开启了义务援助之路：截至目前，67的岁骆礼全代理了90多起环境维权的案子，所在的铜梁县和附近的大足县最多，最远的甚至到了千里之外的广西田东县。 “他给底层的老百姓普及了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他们环保维权诉求的一个出口。”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这样评价。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 骆礼全从没想过自己会充当律师的角色。 1992年，重庆市铜梁县发展起“网箱养鱼”，骆礼全夫妇瞅准机会第一个行动起来。头3年，涪江边的这片鱼塘差不多每年能带给他10万元的收入，不少人戏称他为“百万富翁”。网箱养鱼随即被列为重庆“菜篮子工程发展基地”和铜梁县“三高”农业发展项目。铜梁县科委还有偿资助了骆礼全2万元。 “养起鱼来我可是名人哩。”骆礼全笑着说。 在他收藏的照片里，鱼塘附近修起了水上餐厅，与之配套的还有艘快艇。“那会儿大家到船上吃鱼，都要坐快艇玩玩。”他回忆，“每回上面来人考察都要领到我们家，领导指着我的鱼塘说‘你看看我们铜梁建设的网箱基地’。” 1997年，两次污染席卷涪江，骆礼全养在涪江的10万多斤鱼所剩无几，这个铜梁县安居镇最大的养鱼户破产了。 类似的还有几十家，年产2000吨的涪江网箱养鱼场被迫关闭。 经过调查，渔民认为，镇里的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曾向涪江排放污水，而污水中含量超标的有毒物质是鱼群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场“旷日持久”的索赔案就此拉开序幕：其后，当地渔民还起诉了环保局、水务局、卫生局等。从1998年“向有关部门讨说法”，到2001年提起第一起诉讼，2006年收到第4份判决书，骆礼全屡屡败诉。2011年，他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音信。 “最初只是想有个结果，没想到搞了这么久。” 他叹了口气，“这场维权的马拉松，我一跑就是20年。” 在这20年间，负责该案件的律师换了3拨。因为付不起代理费，骆礼全只得亲自上阵，“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大不了我自己打下去。” “官司战”之外，死鱼的情况也一直未曾停止。为开发天青石矿产资源、发展地区经济，继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后，大足县龙水镇和雍溪镇又设立了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这两家企业合称为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年产9万吨碳酸锶，一度被称为“亚洲锶王”。 据《中国环境报》早前报道，在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从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铜梁县城周边方圆20公里内相继建立了十几家中小规模的碳酸锶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不少都“临水而建，生产设备简陋，且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经历过死鱼事件的渔民，为了生存只好把网箱迁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是污染却一直在持续，“没迁出的鱼死光了，迁出的鱼基本都中毒，也死光了。”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骆礼全一字一顿地说。 “办案是武器，用了，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 大规模的死鱼事件后，骆礼全一方面积极维权，一方面沿着“原来的老路”谋生计。 他搬到约500公里外的秀山县，帮助当地发展“网箱养鱼”。骆礼全和某电力公司签订了合同：自己负责出技术，电力公司出钱，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产出奖励资金归骆礼全。 鱼要上市时，电力公司却突然要将这些网箱迁到电站上去。“当时气温高，运输鱼就会造成创伤。”他说，最后，八成的鱼重则死亡，轻则鳞片擦伤感染。 再次受到损失，骆礼全想都没想就将这家电力公司告上了法庭。“我绝对有信心打赢，合同上关于网箱地址的部分签订得很清楚！” 但更多的人在给他泼冷水，“根本就不可能胜诉。你从铜梁一次次大老远跑来秀山法院讨公道，赶快去撤诉，还能退回点诉讼费。”“不信邪”的骆礼全只身上阵，结果败了。 考虑到“自己知识力量不够”，他在二审时请来了律师。但刚开庭，自己的律师就喊了撤诉，准备起身离去。骆礼全无奈，“你至少把庭开完再走吧。” 这次庭审又是他独自一人走完。结果反转了：二审法院判决电力公司赔偿骆礼全近3万元。而在此前，他还要为电力公司承担损失。 “看来我也有做律师的天分。”这个小学二年级辍学的渔民一下子鼓足了学“法”的劲头儿，一有空闲就跑到书店。 从最初的《养鱼几问》到《农民怎样打官司》《如何写民事诉状》《农村法律大讲堂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知识》，再到《民事办案小全书》，彻底丧失了经济来源的骆礼全在法律类的书上花了上千元钱。 《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评析》是他读得最多的几本书之一。这本376页的大部头已经被翻得破旧磨损，书页泛着深深的黄色，通篇红色的横线标记，不少章节还被狠狠地折了一道。 除了书店，他也成了法院的常客。每周两三个下午，骆礼全都要跑到县法院旁听各式各样的案子。 一提到打官司，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越想越有劲儿”。“有时候想起了法律依据，凌晨三四点钟也要爬起来研究。” “我最喜欢学法律。办案就是武器，有时武器不好用，但只有用了，这些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骆礼全坚定地说。 “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打了20年环保维权的官司，骆礼全案子的被告中，出现最多的是涉嫌排污的企业，其次就是当地政府和环保局。 他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和环保局公开“叫板”。几年前，安居镇的7名居民起诉县环保局不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骆礼全的帮助下，县环保局将材料都复印给了这些居民。收到环境监测报告后，他们撤了诉。 “死鱼以前，环保局什么信息都不公开，后来才慢慢好转。”现如今，骆礼全已经撬开了10多个这样“沉默的被告”，“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因为长期坚持举报，他对收集环境污染的证据“有自己的一套”。掏出随身携带的工具：旧货市场淘来的摄像机、别人送的录音笔、刻满录像的几大口袋光盘……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骆礼全的微信也“玩得很溜”。 他办成过不少案子。某发电站倾倒的垃圾缠绕上了船的螺旋桨，渔民跌入水中死亡，他帮忙讨回了说法；某化肥厂大量违规排污致鱼死亡，他为对方要回了赔偿。 但也有更多的案子最终输掉了。骆礼全并不意外，“这些案子中不少都是陈案、遗案，反正是那种律师一般都没法接的案子，其中一半事发10年甚至更久。胜算非常小，但我不管，谁来管？” 骆礼全坦承，自己一开始“只想把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些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太重了”：“死鱼是一个信号，损害最大的是人的健康。” 当地不少居民都反映，因为这些企业的入驻，全镇搬走了几千人。他们大多住在铜梁县城，就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白天到镇上上班，晚上回县城睡觉”。 “受害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穷人，他们没有能力搬到别的地方，只能眼睁睁看着污染一点点蔓延。”骆礼全痛心。 基层普法者 最初，不少村民和官员都对骆礼全的行为不理解：“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总管这些闲事干嘛呀？” 骆礼全总是义正辞严地回应：“不管，就一定会带来污染的恶性循环，这怎么能是闲事？” 两个月前，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立的第七届SEE生态奖又开始新一轮的评选。这位来自底层的“赤脚律师”和很多有头有脸的环保“大V”一起入围，成了2015及2016年度“在环保公益领域内最具开创性和引领性的”23位环保组织、媒体、企业、个人和基层政府部门之一。 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环保人士，阿拉善SEE理事会副会长艾路明觉得骆礼全“挺特别”：“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环境里，他一步步地去实实在在推动当地环保的进步，改变了很多人的环保观念。这些人里不仅有底层的老百姓，也包括不少官员。” 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的印象里，大多数涉及环保的官司都“不太好打”：受害人习惯首先找官方，解决不了时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造成很多证据缺失；处于污染发生中的事件必须先做鉴定取证，但鉴定又需要相对高昂的费用，难以支付的老百姓最后还要回头找官方“拉扯”；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的案子，鉴定单位也会出于各种考虑推掉鉴定委托。 骆礼全代理的案子大多数没有那么复杂，但这份处在基层的努力，要坚持下来也并非易事。“他在为老百姓建立一个连接政府和法院的渠道。”刘湘说。 骆礼全记得清楚，曾经，当地不少“受害者”对环境问题压根儿“不感冒”。“这些留守的老人基本都认为官司铁定打不赢，也交不起诉讼费，相比污染，他们更关心自家的田地。”他说，这些村民更多是“信访不信法”——出了事自动绕开法律程序，更愿意找政府“闹一闹”。 情况在一点点好转。骆礼全发现，现在遇到问题，村民选择积极投诉的更多：他们会自发拍照、录像，拨打环保投诉电话，如果造成损害还会提起诉讼，当地也从单重经济发展到同时重视环境保护。 如今，骆礼全的生活已被环保工作填满。除了打官司，他还担任重庆公众河流环保科普中心的环保志愿者。他经常徒步去调查附近乡镇的污染情况，再形成书面报告提交政府。被监督的35个乡镇和4条河，垃圾在两年时间里都得到了持续的治理。 打了快20年官司，骆礼全还想“趁走不动之前再干10年”。“至少要把没被处理的遗留问题弄个清楚。”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这个“执拗”的老人已经准备好用自己的“土路子”继续迈向更高的门槛：下一步，他要拿下“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这意味着，以后代理案子不用再跑到相关部门办理那些繁杂的许可手续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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