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益？什么是慈善？公益和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什么？许小年教授认为公益主要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它的效果体现在社会公众层面上，体现在社会环境中，如果从动机上探讨，我们是在为自己做公益。而“为什么要做公益”的问题比怎样做公益更为重要。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劲草同行，为许小年教授2022年5月22日于劲草同行线上年会的演讲全文。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许小年，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做个分享。我参加阿拉善SEE的活动和工作大约有几年了，在这几年之间感觉阿拉善SEE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变化是很自然的，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越来越多的新会员加入了阿拉善SEE。变化也带来一些挑战，主要是在公益的理念方面，尤其是对于阿拉善SEE作为公益平台如何处理好与商业的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些也都是正常现象，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讨论，深化对公益的理解，调整和明确方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至于怎样做公益，阿拉善SEE的会亲们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我参加的活动不多，讲怎样做公益，实际上我是没有资格的，我可以讲讲为什么要做公益，这个问题和实践相关，又涉及到学术和理论。在我看来，“为什么要做公益”的问题可能比怎样做公益更为重要。阿拉善SEE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观点分歧，在如何做公益方面并不多，更多的问题根源在于“为什么要做公益”，所以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来和大家做个交流。我先介绍一下“公益”和“慈善”是什么意思，公益和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什么。在国内我们讲到公益和慈善，经常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我觉得公益主要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它的效果体现在社会公众层面上，体现在社会环境中，如果从动机上探讨，我们是在为自己做公益，今天的主题：公益和人的道德生活，就是从“为自己做公益”的动机引申出来的。
先谈谈词义，公益的英文是public welfare，原意是提升公众的生活品质。和公益非常接近的另一个词是慈善，英文charity。这两个词的精神内涵相同，但受益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公益面向大众群体，教育、文化、艺术，公共服务和环保都在公益的范畴之内；而慈善主要是为了缓解个体的痛苦，比如医疗、救灾、领养孤儿、助学都属于慈善。这两个词的本意都是人类之爱。慈善Charity是从拉丁文转换过来的，意为人类之爱，另一个词义几乎完全相同的philanthropy来自希腊文，原义是爱人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爱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没有血缘关系或亲友、熟人关系的人类之爱，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话来讲就是“博爱”。对于不认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也要体现出爱的精神。所以公益也罢，慈善也罢，都是非人格化的，而不是基于个人关系（personal）的。中国传统中的“仁爱”是从家庭关系延伸出去的，从根子上就带着人格化的基因。社会政治秩序也是从家族平移过来的，所谓君臣如同父子，臣忠就像子孝那样天经地义。这是中西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西方，公益和慈善是非人格化的，是出于博爱精神的民间自发和自愿的活动。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公益和慈善呢？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分成两个领域，一个叫公域，一个叫私域。私域就是个人生活范畴之内的，如生活方式、信仰、观点；公域是人和人之间的交集、人与人互动的场所，公域中形成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有两大支柱——法律和道德规范，道德是一个良善社会所必需的。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公域中公益和慈善的必要性，而是私域中公益和慈善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来自人的道德生活需求。人的生活有多个维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道德生活的维度。我们都知道人的生活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活维度，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生活维度、道德生活维度，还有精神生活维度。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于物质生活强调得过多，在个人生活的其他维度上，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这造成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当社会的财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困扰我们每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取得了财务自由之后，生活似乎失去了目标：我们积累这些财富到底是为什么？人的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也在思考，但是据我的观察，思考得不够，我们忽视了个人生活的多种维度，而过分的去关注它的物质维度，这是使得我们今天产生人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所以今天我之所以特别想讲公益和个人的道德生活，也有我们社会上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背景。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是关于善恶好坏的判断和共识。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不仅要利用物质手段活着和延续后代，他还不停地追问生活的意义，我为什么而活着？我应该怎样活着？寻求生活的意义，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动物就是survive，在自然竞争中存活下去，人类除了生存还要寻求意义，尽管终其一生可能都找不到答案，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还是要问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探讨个人生活的道德维度。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这里介绍管理学中的一个基础的理论——“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这是由心理学家马斯洛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的需求从低阶向高阶发展，如这张图所表示，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次。
最底层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就是物质生活维度，衣食住行，繁衍后代。在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会进入到第二层，寻求安全感safety，生活、工作的安全和财产的安全。第三层是爱和归属感。人类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他需要属于一个或几个共同体的感觉。共同体有大有小，它可以是劲草项目的一个小组，可以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归属感意味着双向的认可和爱：爱共同体中的成员，也得到共同体成员的认可和爱。归属感再往上是尊严。尊严是对个体存在价值和个体意愿的承认与尊重，无论用什么物质条件交换，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人不可以被虐待、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在公益和慈善事业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维护受益人的尊严。尊严之上是自我实现：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我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都要回答的问题。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后，人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但是基本上认同他的分析框架：人类的需求是有层次的，是从低阶向高阶发展的过程。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追求的目标逐级向上，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这种需求结构中国古人也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吃有喝了就开始讲礼节，礼节是对外的，通过礼节得到他人的承认，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温饱之后讲荣辱，荣辱就是尊严啊。中外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道德是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是人生的高阶需求。孔子说：“吾一日三省吾身”，每天都要想想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大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说他一生就思考两件事：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外在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的人生哲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喜欢艺术的朋友看过梵高画的《星空》吧？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康德的启发。
公益活动与道德生活相关，满足人的归属感、尊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高阶需求，而商业活动保障人的物质生活和安全，属于马斯洛的底层需求。公益机构如果把商业带进来，我认为是降阶了，俗话叫“掉价了”。从公益机构的性质上讲，我不赞成在公益平台上做商业。这里用“高阶”、“低阶”这两个词没有褒义和贬义之分，并不是说高阶就高级，低阶就低级，只是说人的需求有一个递进的层次，而不能在价值上判断高低。人的多种需求相互交叉但又有性质上的不同，不能相互通约和替代，比如说物质财富拥有再多也换不来爱和归属感，物质享受再丰富也解决不了精神层面的问题。理解了人的多维度和多层次需求，我们应该知道区分公益机构和商会，区分公益活动和商业活动，尽可能不要在公益机构里带入商业活动和参杂商业动机。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康德说的道德律令或者叫道德规范、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各国的大学都讲授《伦理学》这门课，讲的就是道德规范，作为通识教育是大学生必修的。《伦理学》探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西方有道德哲学的传统，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今天，研究和思考从来没有中断过。和法律不一样，道德规范是自愿遵守的，要想让人们自愿遵守就必须符合人性，所以古往今来大家都从人性出发研究道德，善恶都是人性。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古代中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其实两人都有道理，人是很特殊的混合体，人性中既有善的方面，又有恶的方面。诸子百家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要性善就全是善，要性恶就全是恶。你要是承认人性本善，儒家就来讲教化。如果你承认人性本恶，法家就要用严刑峻法。人本质上是善恶混合体，因此既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制。对人性认识单极化，造成了社会治理的单极化。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英国哲学家边沁讲趋利避害是人性；休谟和斯密两位苏格兰的哲学家讲天生的同情之心，也就是儒家说的恻隐之心；康德认为人性中有一个维度是理性；宗教人士讲：人性中有神性。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人性。综合各家之言，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不可能用一种动机来涵盖全部。孟子讲得比较全面，他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把人性的复杂做了充分的表述。从各家的人性论中我们推出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公益活动和道德准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下面一一做简单的介绍。苏格兰的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人类的道德主要是由天生的同情心驱动的，对于他人的痛苦和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同情心还来自于与社会保持一致的愿望，如果没有同情心就无法融入社会，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就没有归属感。源自情感的道德休谟称为“自然的德性”，仁爱之心生而有之。休谟进一步论证说，我们还应该通过反思和修为将自然的德性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规范。这与儒家孔孟讲的君子小人之分有些相似，君子之德仁义礼智信。公益和君子之德是什么关系呢？公益慈善是仁爱之心的体现，是君子行为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像古代的士大夫的琴棋书画一样。第二个学派是效用主义伦理，英国的边沁是这一派的创始人，他说人生来追求幸福的，追求幸福就是善。个人幸福是善，对于整个社会呢？边沁于是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善。
边沁的这个道德标准是有问题的，搞不好就变成以多数的名义压制和伤害少数人。谁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什么？为什么可以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少数人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后来英国的哲学家约翰密尔修改了边沁的说法，个人追求幸福仍然是善，但他加了个前提——不能伤害他人，“不伤害他人前提下的快乐”是善，是正义的。效用伦理和公益有什么关系？我经常说我们是为自己做公益，因为公益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而且公益活动产生的幸福感不同于物质享受的幸福感，是从物质享受中无法得到的幸福感。人的幸福感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吃喝玩乐。我们不反对吃喝玩乐，但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只知道吃喝玩乐，生活趣味未免太过狭窄和单调，好像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效用主义的伦理来讲，公益是为了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体验更加多样化。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喝玩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有些遗憾？他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一片空白吗？记得我第一次在奥赛博物馆看到梵高的《星空》时，怦然心动，在画作前站立十多分钟，突然感觉理解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生前贫困潦倒，但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我和他交流，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崭新却并不陌生的心灵空间，这是一种与喝茅台吃鲍鱼不同的享受。我们赞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孩子们上了大学，给你发来感谢信，你的快乐不是从物质享受可以获得的，也不同于你的子女尽孝。公益慈善是非人格化的，素不相识的人感谢你，和养育多年的子女报恩是不一样的，做公益慈善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增加自己的幸福感，根据效用主义伦理，这就是善。人们常说公益是社会责任，好像我们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推着走，为了尽一份责任，这和我主动去做不一样，我之所以主动去做，因为这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享受和人生经历。前几天看到长江江豚的照片，真的是满心喜悦，江豚不可能对我们表达什么感谢之情，但是看了之后就是高兴，多可爱的动物啊，永远带着微笑看着你，你想生活在有江豚的世界上，还是一个荒凉的、除了人类和老鼠看不到任何其他动物的星球上？所以到底是别人要我们做公益，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公益，两者的区别在于：我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做公益，为自己的公益事业才有持久的动力。这是自私吗？自私也没有什么错，密尔说只要不伤害他人，个人的幸福就是善。需要注意的是区分效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前者是从他人的快乐中获得幸福感，后者是为自己的财富增加而感到高兴。功利主义者利用公益和慈善做公司广告，扩大商业网络，发现商业机会，本质上属于马斯洛的低阶需求，和公益机构的初衷有相当大的差异。效用主义的伦理听起来有道理，却遭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无情批判。康德说：如果人只是追求幸福，满足口腹之欲，由自然的本能驱使，人就无异于动物。在满足自己欲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意志的约束，人很可能得寸进尺，产生更强烈的欲望，并伴随着骄傲和自负。人不应该屈从欲望，人是理性动物，应该运用理性为自己制定道德法则。
康德认为善本身就有终极的价值，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增加幸福感的手段。根据康德的见解，做公益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幸福感，做公益就是为了做公益，公益是善，公益本身就是终极目标。康德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本书，叫《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本书太精彩了，虽然读起来比较吃力。在康德看来，行为的道德价值和行为的结果没有关系，一个人做公益和公益的活动是否给他带来幸福感是无关的，如果道德准则和个人的感受有关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建立道德准则。比如救助孤寡作为一个道德准则，但如果我要做了的话，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我的幸福感下降，效用主义者允许我不做，但康德会说你仍然应该做。乞丐为什么也捐赠呢？因为公益本身就是善，跟你自己的能力和感受没关系，如果和人的感受有关的话，各人感受不同，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全社会的道德准则。你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孩子们没有考上大学，你是不是应该继续资助？道德准则和结果是没有关系的。道德行为问的是动机，而不是结果。康德为他的道德法则列出的另一前提是普适性，对所有人都适用，否则就没有法则可言。比如说在商业中你做虚假承诺，你答应的事之后又违约了，你要问自己是否愿意别人也做虚假承诺。你当然不愿意别人骗你，但自己说谎却要别人诚实，虚假承诺因此没有普适性，不符合康德的道德标准。普适性原则和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道理，有人把孔子的这句话叫做“道德金律”。设定了这些前置条件后，康德推出了一个今天仍然极有意义的道德法则：以人为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人当作手段或工具。推导的过程不在这里讲了，什么叫以人为目的呢？你做公益、慈善，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学，如果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期望是孩子和他的家庭对你表现出感恩之情，康德说这样的行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道德价值，因为你把这个孩子和他的父母当作手段了，当作增加自己幸福感的手段，而没有把孩子本人当作目的。你资助他，是为了这个孩子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发挥他自己的潜能，和孩子及他的家庭对你是否感恩没有关系。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做环保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为了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个履行社会责任先进企业的奖状，你的行动不具备任何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价值，因为你把环保当作了手段，而不是为了人能在清洁的环境中生活。康德的论证缜密而有力，他运用理性为人制定了一个相当高的道德标准，达到这个标准不能不说是比较困难的，即使达不到，在公益活动中，时刻不忘“以人为目的”，用高标准要求和反省自身，有助于个人的道德生活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下面介绍源于宗教和信仰的道德律令。我们都知道，宗教组织热心慈善、公益，原因很单纯——教义和信仰。不需要研究人性，不需要逻辑推理，因信仰而做慈善和公益。
现代的慈善公益组织以及慈善公益活动都是从教会开始的，特别是基督教的新教。约翰·加尔文是16世纪的新教神学家，他主张“预定论”，人的一生是为来世做准备，能否获得上帝的救赎是生下来就被决定的。上帝的决定不可更改，甚至是不可知的，信徒只能通过自己的职业成功感受是否得到上帝的恩典。信徒从事的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如加尔文所说荣耀上帝的“天职”。你是一个神父，就要尽心尽力地传播福音，拯救大众；你是一个商人，就应该发家致富，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另一方面，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奢华的生活，而是用商业的成功增强你的获救预感，相信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升入永恒的天国。为了荣耀上帝努力赚钱，但又不可奢侈，不可挥霍，积累的财富做什么呢？加尔文派的信徒投资工商业，去赚更多的钱，或者用来做慈善和公益，体现像基督那样的人类之爱。新教是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源头，例如新教徒洛克菲勒发家路上顺风顺水，赚钱犹如天助，洛克菲勒自认受到上帝青睐，因为上帝知其必将财富返还社会。洛克菲勒说：我是上帝派到人间打理财富的工具。成为世界首富之后，洛克菲勒做出决定：后人不再从事商业，专职慈善公益，并且提出了慈善公益的三原则——专业化、聚焦和可持续。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都是他建的，北京的协和医院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的钱。疫情之前我参观了洛克菲勒的纽约庄园，他的后人已经把祖上的家产卖得差不多了，家族第四代传人卖掉了最后一批艺术品收藏，60多亿美元全都作为公益基金会的资金。国内有人说富人虚伪，他们赚钱时做坏事太多了，想花钱买个良心平安。你可以这样想象，赎罪的念头也不能排除，事实可能不像猜想的那样阴暗。花钱赎罪的话，也不至于把家产卖光了，拿出一部分还不够买个慈善家的名头吗？巴菲特把他3/4的财富交给比尔·盖茨基金会，没有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为什么呢？他不在乎身后名。巴菲特和芒格都是90多岁的人了，已经富可敌国，为什么还兢兢业业地做投资，赚钱还有什么意义？我想宗教至少是原因之一，投资就是新教徒讲的天职。当然，今天的美国人很少去教堂了，宗教的精神传统融入了它的文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传统，就不理解西方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不是因为瓦特灵机一动，发明了蒸汽机；也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商业智慧，搞出了大卖的Windows。宗教界的慈善和公益更是出于信仰，我们知道特蕾莎修女的格言：“上帝写给人类充满爱的信，我是他手中一支卑微的笔。”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上帝不会问我们做了多少善事，而是在善事中注入了多少的爱。”特蕾莎修女的这些话读起来令人动容，字字句句透着典型的宗教情怀。修女一生忙碌在世界各地，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不幸的和身处绝境的人们。她说，我做的这些事是我和上帝之间的约定，跟别人没任何关系。没有高深的哲理，没有宏大的社会责任，从信仰直接得到结论：基督是爱人类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像基督那样去爱人类。我们讲了人的生活维度和需求层次、公益和个人道德生活的关系，介绍了道德规范的四个来源：同情心，幸福感、理性和信仰。公益作为一项道德实践，是为了满足人的高阶的需求。公益活动要讲究效果，更要追问动机，为什么做公益比怎么做公益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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