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有关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发生时，人们惊诧、痛心的同时也不禁反思，家长、学校、社会，到底该怎样努力，才能把一个孩子安全、健康地抚养长大？
未成年人犯罪有何心理特征？他们因何而犯罪？当今社会又该如何预防及惩戒未成年人犯罪？近日，央广网独家专访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
对于媒体报道中常见的“校园霸凌”一词，李玫瑾认为，校园欺负、霸凌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不同性质的概念，她按照恶劣程度对这些行为进行了划分。
李玫瑾认为，欺负在小学甚至在幼儿园都会有，它更像是孩子的淘气，一般没有特别恶劣的后果，只要老师干预就基本都能够解决。
进入初中后，更多发生的则是霸凌。李玫瑾说，“霸凌中‘凌’这个字，实际上是有凌辱的含义，为什么它叫霸凌？因为在初中这个阶段，人进入到青春期，会迅速长高，达到成人的高度，也出现了性别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想要耍酷的男孩对于钱的需求自然增多，所以这时候就会连带着出现一些侵财的行为，比如拦截小同学要钱，或者向同班的一些老实的孩子索要钱财，甚至还出现盗窃、偷窃这样的行为。”她说，不光是男孩，女生也会出现霸凌行为，究其原因，大概率是女孩出现了“嫉妒”心理。霸凌带来的伤害，远比欺负要重。
第三个层面则是违法。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中规定了九种不良行为，包括吸烟、饮酒、赌博、离家出走等，李玫瑾提示，孩子出现这“九种不良行为”，往往是辍学、逃学的早期征兆，家长、学校、派出所民警都应提高对孩子的关注。从程度来看，未成年人出现这个层面的行为还未涉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重的惩罚是治安行政处罚。
第四个层面，则涉及犯罪了。李玫瑾解释道，“什么是犯罪？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刑法立法来告诉你哪些行为是不能干的。为什么叫刑法？因为它是要刑事处罚的。当然刑事处罚的方式很多，我们知道用的最多的一般就是监禁。”所以到了犯罪层面的行为，就比较严重了，会危害他人的生命健康、他人的权益，或是扰乱社会整体秩序。但根据刑法的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情况下不负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是怎么样的？李玫瑾认为，其中一个特点是“占便宜”。
她认为，法治教育中的一些表达方式给了未成年人错误的引导，使得一部分未成年人单纯地认为不满14周岁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法律一定要健全，不能给孩子错误的引导。有些时候有些信息，你可以悄悄地做，但绝对不应该对外讲。”李玫瑾认为，针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如果性质不是很严重，司法机关可以替未成年人保密，但不该让未成年人知道刑事污点可以消除，这种做法会让不太懂事的未成年人误解成人的良苦用心。
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案件，往往最后的审判结果，并没有社会大众呼吁的那么严重，这给大众造成了疑惑。李玫瑾说，这个问题在业内已经争论许久了。“我经常跟别人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监狱里如果关的都是很小的孩子，那这个社会病在哪里？说明是我们成年人社会有问题了，才会让这么多未成年人关进监狱。你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什么？是成年社会。”李玫瑾认为，这需要成年社会反省，其中需要反省的重要内容，是在普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如何不给未成年人误导，如何恰当地给未成年人讲解法律中的某些条款。
“我对很多未成年人都讲过，人生最好的路，就是不走犯罪那条路。”李玫瑾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一个心理特点，是心智不成熟。“很多未成年人并不明白，‘死罪没有，活罪难受’，在监狱里关20年，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任何时间段，你都在监控之下，你所有的行为都要保持统一的标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这样错过了。”
李玫瑾认为，未成年人之所以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要归咎于家长与学校法治教育的缺失。
在家庭教育中，一些家长会为自己的教育缺失找借口，认为自己不知该如何给孩子正确的法治教育。李玫瑾认为，遇到这样的情况，最简单、最有效的教育，就是直接告诉孩子“你们可以淘气，但绝不可偷盗与杀人！”
而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一场少年法庭审判，就是一次有仪式感的教育。“法律中有一部分的内容叫仪式。这种法律仪式，和平时谈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多次参与北京某区少年法庭的庭审。庭审半圆桌形式，桌子是U字形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老师、被害人的家属、律师等专业人士都会参与。法官按照程序一道一道走，宣读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处罚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参与的每个人都要从他们的角度来谈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当这些人都说完以后，这个孩子脑袋都快扎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听了这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他就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年龄是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唯一量刑标准吗？李玫瑾认为，除了年龄外，行为也是量刑的重要标准之一。
2020年，我国将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频发，校园霸凌事件呈现低龄化倾向。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除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似乎也该伴随其他方面的思考。
“对于未成年人，在确定他该不该负刑事责任的时候，光靠降低入刑年龄是不够的。现在降到12岁，假如他11岁也做了一个很恶性的案件，该怎么去确定？”李玫瑾表示，犯罪是以行为来界定的。“就是说，什么是犯罪，只要做了这个行为就是了。其‘行为的责任’不要仅根据一个年龄点来判断，而应该增加与行为相关的客观表现来判断。”
李玫瑾曾撰文指出，对于特别严重的杀人或伤害至死案件，可以从作案人其行为的四个特征作为根据来判断少年“有无责任能力”。一是作案前他对犯罪目标的选择性，这意味着他有无辨别力和目的性；二是作案前有无犯罪工具的准备性，这意味着他有着知行合一的能力。三是犯罪实施中有无顺序步骤性，这意味着他完成目的与计划的控制与操作力；四是他在作案中及作案后有无反侦查的表现，如掩盖、灭迹，陈述谎言等，这意味着他有知罪力。她认为，如果四点都具备，说明作案人有犯罪行为的责任力。
“小孩是一个浑孩子的话，那一定大人有问题，那这个大人他为什么没有任何连带责任？”李玫瑾认为，孩子犯了错，家长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我建议要让孩子的家长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因为你不监护不到位，因为你不好好教育孩子，因为你没有很早地嘱咐孩子哪些行为不能做，那么这个孩子出了问题，那就是家长的责任。”李玫瑾说，受害者也应该利用法律来获得补偿。
“人家的孩子（受害人）还有一个养老功能，他的父母老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建议用‘刑期加上被害者年龄’作为作案人及家庭对被害人或家庭持续赔偿的处罚，让被害人的家庭得到法律救济。考虑到很多犯罪人的家庭也很贫困，也没那么有钱。我建议可以按照他每一笔收入的百分比来进行赔偿。这能让人知道，所有的违法犯罪都是有代价的。”李玫瑾说。
李玫瑾始终认为，社会发展变化会带来新的问题，法律也会随之完善，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会体现出人类的智慧。因此如何通过法律来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少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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