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莫论出身

一直以来，不少人热衷于比较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但专家认为　公益慈善 莫论“出身”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04日   04 版）

　　2012年红会接收社会捐赠同比减少23.67%、雅安地震中壹基金接受款物数字超过红总会……一直以来，各种比较层出不穷，数据不知真假，很多人产生“官方背景慈善组织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印象。怎么看待个别慈善组织捐赠额下降？当前，传统慈善组织该如何转型？记者采访了多个慈善组织和专家。

          怎么看红会捐赠额下降？

个别下降不意味整体下降，2012年慈善会系统受捐额增加了20.94%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提到，红会系统2012年募捐21.88亿元，较2011年下降23.67%。这一数据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时，提及“雅安地震后……壹基金募款首超红总会排名首位”，转载不少。

　　但记者查询发现，截至2012年６月３０日，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接受雅安地震捐赠款物共计１１．８８亿元。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不完全统计，雅安地震红会系统接受的捐赠约占全国公益慈善组织捐赠总量的４０％。而根据深圳壹基金官方网站的专题报告，截至6月30日，接受款物合计3.17亿元。

　　对此，专家表示，红会系统包括红总会、地方红会和红会基金会，单拿红总会募款额与壹基金比较没有意义。同时，这些社会组织除了灾难救助还有其他项目，以此项论也不够科学。不少专家认为，生活中不少人常拿红会与壹基金对比，目的是期待红会改进自身，但这种比较其实缺乏意义。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介绍，社会组织分为基金会、社会团体类和民办非企业三类，如果要从主办者角度看，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免于登记的、人员编制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制或事业编、享受政府财政拨款的组织，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二是由政府主办，但工作人员没有编制，也不享受政府拨款，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三是以自然人、法人等民间力量自发的组织，收入主要依靠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会员缴纳会费等。

　　刘佑平说，从善款的接收主体来看，2012年下降幅度较大的机构主要有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其中基金会下降幅度为23.7%；上升幅度较大的机构主要有慈善会系统等。其中，有一定政府背景的中国慈善会系统，募捐268.65亿元，增加了20.94%。

　　“除了组织本身，还要看慈善事业整体情况。”刘佑平表示，“受全球经济形势下滑、重大自然灾害减少等多方面的影响，2012年度中国社会整体捐赠额下降，捐赠总额为817亿元，较2011年减少28亿元。”

　　慈善组织“出身”重要吗？

　　不同类型慈善组织间可以互补，存在大量合作

　　刘佑平指出，政府背景慈善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作用。例如，由中华慈善总会和各地慈善会组成的慈善组织合作网络，在与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从1999年开始的合作中，无偿为27万多名唇颚裂儿童成功实施修补手术。此外，还有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项目，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事实上，不少慈善机构认为，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间是合作与互补的，不能被对立起来。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表示，不同公益组织，业务重点不一样，从受益人角度看是互补的。“2010年12月深圳壹基金成立以前，壹基金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的公益计划。在2011年—2012年，壹基金与红十字会在汶川、玉树及救灾项目上仍有紧密合作，这项合作延续到2013年上半年。”杨鹏说，“总有人将中国红十字会与壹基金对立起来，这不符合事实，壹基金感谢红十字会并与红十字会有合作。”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会长王奕鸥说，不同性质的组织取长补短，起的社会效应肯定最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经过汶川地震等几次大震之后，不同类型慈善组织在救灾领域正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地震、汶川地震之后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其他慈善组织合作；雅安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等。

　　王奕鸥认为，在将来，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社团这种按性质划分的概念可能会越来越普及。

　　刘佑平说：“慈善组织的出身、成分都已经不再重要，大家都将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赢得社会捐赠的关键因素将是组织是否透明、服务是否专业、服务效率是否够高、项目是否实用等。”

　　传统慈善组织如何转型？

　　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需去行政化，向枢纽型组织改变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灾害救助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2013年“4•20”雅安地震后，民政部专门发出关于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提倡个人、单位通过公益慈善组织捐赠，不再指定慈善机构作为善款的接收主体。

　　刘佑平介绍，这意味着政府将转为扮演“裁判员”的角色，规范秩序，维护和激励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将更加开放、更加科学，也更富有效率。

　　对政府背景慈善组织的发展前景，邓国胜指出，从长远看，仍需要不断改革，特别是去行政化，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未来，迅速发展的民间慈善组织和逐步改革的政府背景慈善组织将会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刘佑平说，面对公益慈善事业格局的改变，已有组织在主动改革，主动卸下工作人员的编制，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

　　“不管是什么类型慈善组织，都要扮演好慈善行业的运动员角色。”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李本公表示，慈善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赢得捐赠方信任。

　　“对于慈善会来说，公益慈善机构格局的变化既加大了竞争对手和伙伴的力量，也增加了互相合作的空间。”李本公说，对于一些政社不分、自身官办色彩浓厚的地方慈善会来说，“最终都要走向纯民间社会组织的道路，因此提倡早作准备、积蓄力量、提前谋划、形成机制，防止一旦断奶后无力生存。”

　　刘佑平认为，政府背景慈善组织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网络、系统，因此适合向枢纽型组织转型，最终融入慈善组织的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