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影：我们今天圆桌讨论的主题是“资源流向好项目的卡点”。首先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好项目？我的项目是好项目吗？它的价值是什么？让我们看看四位一线的行动者在他们所关注的议题和领域里，是怎么生根，创造价值的。
罗莹：绿芽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项目一定要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能是做了没有效果。绿芽对这一点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从项目设计到前期对服务对象需求的考察，每一个项目点，至少有两位工作人员去现场做综合调研，了解包括村庄、姐妹带头人、村委的情况，最后才能确定这个地方能否成为项目点。
让我鼓舞的是在面向绿芽的服务对象——乡村姐妹的过程中，真的可以看到人一点点在发生变化，虽然时间可能是半年以上，或是更长，一两年，但可以看到这些乡村妇女的眼神，她们生活状态的改变；社区从只有一两个骨干，到县域项目开展一年后，起码有十个社群，核心骨干有十几个。你会看到她们真的在绽放，我觉得特别受鼓舞。
罗志勇：“金丝带”在国际上代表着对癌症儿童的关爱，我们项目的价值有四方面：第一，康复者家长志愿者走进病房中，与正在住院的家长互相鼓励，我们称为“风雨同路人”，这对于家长本身就是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孩子生病后有两个角色，第一是病人的角色，第二是儿童的角色。病人的角色需要适应住院、配合治疗，儿童角色是有社交发展需求的。我们以游戏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让孩子配合治疗，让他们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第三，病房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氛围，医患之间的沟通应该更充分流畅，所以我们会改造病房的环境，增加医患人员的参与，这样病房的整个氛围就会得到改变。第四，让公众多一点参与和了解，我们通过“为爱发生”项目，让公众参与公益，大家都觉得非常好，提高了公众的意识。
“金丝带”项目的核心，是癌症儿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一开始是面向家长的，因为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受，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可以和家长站在一起，但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面向孩子，然后再做病房分类，再做公众。未来我们还会做医护人员、早期早筛和临终关怀，围绕癌症儿童面临的这些问题，随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增长，不断生长。
戴影：“绿芽”和“金丝带”这两个组织都做了十年以上的探索，大家感受到的项目价值，非常落地并进入到具体的场景中，体现在村庄中的妇女、病房中的儿童，或者从病房回到社会的儿童身上。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人”都需要得到帮助与支持。
燕操：我们机构是一家立足于山东的议题枢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立足议题，增加山东省的乡村困境儿童的服务供给，尤其是专业服务供给，让更多乡村困境儿童能享受到专业的底层体系服务。
在具体价值上，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我希望一线行动者和公益组织“被系统发现和看到”，因为太多行动者、公益组织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去做系统表达。所以我们作为一家议题枢纽，现在在做联合行动，跟一线的公益组织一起去调研和识别乡村困境儿童的需求，希望能系统地发现困境儿童的需求。另一方面，一线公益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很多县域公益组织被批评得特别惨，大家都觉得他们做不了项目，或者做得很不专业。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优势，就看能否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给他们一些精准的匹配。
所以，作为一家议题枢纽，我们关注两个价值点，一个基于社会问题，始终去发现乡村儿童的问题、梳理策略模式。另一个，更关注行动者，关注整个社会资源、社会力量能不能做有效的资源分配和供给。
张田田：“是光诗歌”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乡村儿童缺乏情感表达渠道和心灵陪伴问题。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面向3-8年级的乡村学生，研发了一套诗歌课程，帮助乡村的孩子实现自由的情感表达，给他们带来心灵陪伴。
“是光诗歌”关注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及表达，另外在师生关系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专注于提升老师与学生关系的构建。
所以，“是光诗歌”的功能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乡村儿童情感表达问题的方案上，通过一套课程，与教育部门、学校和地方协同方案来干预。
底层价值是落在乡村儿童身上。我们并不是要培养多少个诗人出来，也不是最终要将这个项目扩散到全国多少个省市自治区。我们的底层价值是希望孩子们能通过内在视角的改变，去改变自己观察外在世界的视角，能跟自己及周围建立连接，从而在人生成长过程中，能不断地锚定自己，拥有一种诗意的视角与人生。
戴影：感谢田田分享。“是光诗歌”是以诗歌为载体，关注儿童本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又关注到老师，去激活老师，为老师赋能。更重要的是，学校、老师本身也是主体，他们不仅仅是帮助项目完成的执行者，他们本身就在构建孩子的关系中。在追求项目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是向前的重要行动者，更多情况下我们依赖于他们或是希望他们能够引领着项目前行。
戴影：我们行动者自己能感受到项目的价值，在对外传递，比如面向资源方和公众去传递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难点和挑战？
罗莹：支持女性发展、妇女赋能，难点在于，这是发展人的能力，是很难有标准化的百分比和度去衡量的，而且时间比较长，人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的项目不是救急救困的项目。很多人不能理解，乡村妇女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为什么要去支持她们？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罗志勇：我觉得难点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信任，信任就是担心我把钱捐给你，你能否用好？包括现在有些平台会有对项目人员费用的限制，这是非常不好的，会影响到公益行业的发展。最有价值的是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变成发物资的机构呢？这不是我们希望的。
第二就是对问题的看法不同，很多人会觉得，你的项目真的有价值吗？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大基金会来我们这里了解项目，说你们跟一帮家长聊，好像没什么价值，而且效率也很低。但我会觉得这是项目不可替代的价值。
现在有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邀请我们进去为小朋友服务，我们的游戏师带着乐高玩具进到PICU里和小朋友玩。小朋友都是躺着，只有一只手在动，但可以明显看到他们慢慢玩着玩着，就很安静地睡着了。我对游戏师说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种陪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PICU里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但可能很多人不这样认为。
燕操：能同频共振的捐赠人和资源方目前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各方主体都很难做到“无我”。很多捐赠人尤其大额捐赠人还是喜欢捐钱、捐物，对服务捐赠不感兴趣或无法理解。很多新兴的基金会，比如刚注册的企业基金会或面临社会化改革的官办基金会，基金会的从业人员也是公益新人，他们在还没有完全了解公益服务开展的底层逻辑的情况下，还要忙于完成自己工作的KPI。这就导致一些资源方找到我的时候，更希望是来解决他们的KPI问题，解决领导的要求。
我认为他们也特别需要支持，尤其是这些新兴基金会里的新公益从业者，和他们成为伙伴，支持他们理解公益服务的运作模式，然后影响他们看到更深刻的社会问题，才能和他们对话并传达我们的价值。
罗志勇：公益组织最大的使命是消灭自己，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消失了。如果资助方不断地渴望着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每年要资助100个孩子的助学金，如果有一天这些孩子没有需求了，他的需求也就没有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点，他可能希望这些孩子不断地存在。
张田田：第一，我们和对话人的语言体系有时不太一样。有一些其他领域的人可能对我们有资助意向，往下聊的时候，如果语言体系不一样，我们不知道如何翻译我们的价值，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讲，这是很重要的点。
同时，对结果的期待上，“是光”在做的一些事情没有样板可参考，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探索，所以在结果的呈现上，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数字去呈现。有的资助方希望有一个非常立体、可衡量的数字去阐明结果，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
此外，“是光”是一个比较“重人力”的机构，必须要用比较合理的价格去留住人才，但资方资助上，在预算表上必须要将比例给卡死，这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压力。人员的流失是各位同行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卡点。
戴影：刚刚四位老师分享了很真实的声音，我可以感觉到的是，公益领域已经不再是早期递送物资的阶段，已经发展到了关注“人的发展”的层面。
无论在学校、村庄、病房中还是面向困境儿童，我们跟这样的服务对象接触的时候，关注的不仅是他们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进入到人的发展层面：让每个人活成自己，活成有价值、有尊严、有主体性的一个人，这是我们所作出的努力。
这个探索的过程非常难，我们要去构建关系、营造环境、要改变重要的人，要在服务供给上构建一个体系。每家组织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
同时，我们在表述上难度也有增加，很难直接讲明白自己内心中对于人的发展的追求，已经到了多么高的程度，以及在服务探索过程中有多么艰难。如果对方不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反过来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在这里，资源方和执行方的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行业内是否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当大家深耕做事时能够将他们探索多年积累的经验梳理与表达出来，用理性的方式去对外传递。如果能再加上项目点现场的感性的感知，就可以综合地去描述项目的价值是怎么产生，具体是怎么呈现的。
今天四位一线行动者的分享非常精彩。未来，我们期待行业能够对如何判定“人的发展结果和价值”形成一些声音与共识，我想这是未来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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