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从2008年起，广州市试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连续7年投入11.11亿元。广州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特别是推广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促使社工队伍和社工服务机构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遇到了发展困境。比如说政府投入十余亿，很多市民却抱怨没有受到什么帮助；社工机构主要靠承接政府项目而生存，项目承接得少，机构生存困难，社工人员待遇窘迫；承接得多，又分身乏术，影响服务质量等等一系列问题。
考察一下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不长的发展历史，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社工这一行业，更像是被政府制造出来的职业，而不像在海外，是伴随着社会的需求，自然生长起来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数十年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在所难免。不能说面对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完全无能为力，但所拥有的资源、能够提供的服务在广度、深度和质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身上，但政府在人力等方面资源又严重缺乏；而在海外，特别是新加坡、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社工的成长，使政府发现了解决问题的理想模式——即由政府出资，借助社会的人力资源，购买社会服务，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和个体提供专业服务。于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产生，大抵可以说是政府拿来主义的结果。
首先要明确，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毕竟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购买社会服务，努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社会工作兴起的特殊背景，也造成诸多后遗症。在海外，社会组织功能比较完善，有很大的自主性。而在我国，虽然形式上跟国外很相似，但实际操作中，却基本上要仰仗政府的项目才能生存。也就是说，他们的服务，只能随着政府的布局进行，而不是去感知和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我们不能预设政府的布局就一定脱离社会需求，但事实证明，政府社会工作项目的设置有时的确存在不科学、不及时，针对性不强，追求面上平衡、忽视小众需求等情况。
因此，今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要两条腿走路——
政府在社会工作中，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还是地区，都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我国的优势，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比如说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以及资金使用的改革，解决社工人员底薪过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培育社会组织，从而改善社工机构生存的环境，拓宽他们获得资源的渠道，增强他们的自主性。政府和社工机构之间，形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这样，社工机构才能够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及时感知社会需求，调整服务的内容。这或许才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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