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益：中国公益的另一种渗透力 - 广州公益网

2017年8月30日，“小朋友画廊”筹款项目在互联网上刷屏，公众非常关注其募款文本真实性及用途等。(视觉中国/图)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问题的出现不应归咎于技术。他们希望，除了法律约束外，业内应尽快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以净化中国公益行业生态。

2017年10月10日，腾讯公司旗下“腾讯公益伙伴”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99公益日”配捐时段出现疑似刷单行为的核查说明。

该说明称，通过大数据分析、举报核实等多种调查方式，捐款异常个人账户2.5万个，捐款金额占配捐时段总捐款额比例约1%;异常行为账户捐款受助金额超10万元的项目23个;异常行为账户捐款受助金额超10万元的项目，将成为下一步重点调查的对象。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将启动第三方独立审计与核查，后续会第一时间公布审计结果。

上述项目独立审计后，经核查确实存在违反活动规则行为的机构、个人，腾讯公益平台将依据相关活动规则，永久取消其在腾讯公益平台的筹资资格及所有配捐、激励;并将其计入失信黑名单。情节严重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腾讯公益还将向有关部门投诉、汇报，以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也将视情节轻重向公众和媒体进行通报。

根据腾讯公益基金会设置的规则，捐赠者每捐出一笔款项，基金会就会按随机比例配捐，每天募集金额会按基金会为单位进行排名，当日进入前99名的基金组织将有机会参与“惊喜时刻”活动，由爱心企业按1∶1比例进行配捐，每天额度为666.6万元。腾讯基金会披露，参与此次活动的公益组织超过6000个。

2017年9月7日，腾讯99公益上线首日，捐赠人数就超过了538万，捐赠金额超过3.15亿。但9月8日下午，网络上爆出有多家基金会的项目组织用账号操作多次小额捐赠，其中一个账号前后两次操作仅隔3秒，公益机构涉嫌“套捐”以获得腾讯公益提供的配捐额，令公众大跌眼镜。

公益筹款人联盟执行秘书长叶盈向南方周末解释了其背后的玄机。公益筹款人联盟通过分析发现，公益机构通常会采用“捐赠志愿者刷单”“机器人刷单”“挪款套捐”“贷款套捐”等方式来套取配捐额。其中，“捐赠志愿者刷单”是圈内极为流行的“套捐”模式，也是各种“套捐”的基础。通常，参与“99公益日”的公益机构负责人会在活动开始前，动用个人资源从捐赠人手里提前拿到一笔资金，再将其化整为零地派给公益机构员工的亲友和大学生，以便在“99公益日”活动当天将这些钱分批捐给指定的公益项目，以此法套得腾讯公益及企业的爱心配捐。

叶盈说，有公益机构还会挪用机构款项，或向放款机构贷款，作为“套捐”资金池，并让捐款志愿者以此为资本，用小额多笔地参与网络捐赠。待项目完成时，再想办法从本次募款额度中提款返还，以平账，或做假账。整个过程中，“对于所得资金的来源，数量庞大的捐赠志愿者们基本不知情”。

2017年9月9日下午，腾讯基金会宣布联合安全部门和第三方展开调查。一个月后，腾讯公益平台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在“99公益日”期间，捐款存在异常的个人账户达2.5万个，它们均在一分钟内的捐赠频率达到至少5次，超出平均15秒一次的正常范畴，其捐赠笔数为234775万笔，捐赠金额达七百万元，所获配捐为近四百万元，占配捐时段总配捐金额的1.26%。也就是说，公益圈真的存在刷单野蛮人。

叶盈告诉南方周末，由于一直缺少及时的外力遏制与相应的惩罚规则，才让“套捐”获得了业内的默许，并在3年间迅速升级为公益机构风行的“筹款攻略”。这揭露出许多草根NGO缺乏资金、“长期饥饿”的现实，不少资金充足的NGO也涉嫌参与。

“这种作假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严重的话是突破法律底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南方周末说，公益机构挪款、贷款“套捐”的行为已是虚假募捐，“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徐永光看来，若找不到解决“套捐”问题的机制，这或将影响整个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透露，当道德问题被引爆时，作为网络募捐发起者的多家技术公司并不认为有担责义务。这位业内人士与国内一家专门资助贫困学生的筹款平台负责人探讨过此问题。对方认为，一般来说，平台建设者只负责提供工具，实现高效募款，“至于这个工具所激发的伦理层面的东西，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该业内人士还说，目前业内的典型态度，“法无禁止皆可为”。

更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套捐”是否违规，一直以来公益机构也很难达成共识。公益筹款人联盟曾在公益圈做过一次调查，58.1%的参与者认为应该严格自律，坚决抵制“套捐”，但仍有14.8%的人坚持，公益机构为了生存，使用“套捐”无可厚非。“大家都是跑出来争论一番，但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叶盈说。

但在利益追逐的背后，是规则的普遍缺失、公益的重心失衡，项目执行和管理被极大忽视的现实。《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主要编撰者杨团认为，当互联网技术为公益募款带来巨大便利时，它所引发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公益圈当下应该重视和思考的。

玛娜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张唯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进一步解释，公益的本质始终都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在公众眼里，“我的钱花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必然的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多位业内人士在采访时着重强调了一个立场：问题的出现不能全然归咎于技术。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创始人梁振宇也认为，这无关乎互联网技术。

过去十年，身处变动不居的互联网世界，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走向了演变与转型的十字路口。

为了给地震灾区筹措善款，壹基金通过“小额公益”十天内在互联网上筹得5000万人民币。募款最高峰时，10万人同时在线，成为当年现象级的网络募捐事件，这一度激起了中国公众参与网络公益的热情。此后，通过微博发起的公益筹款项目，成为中国公益筹款新亮点。

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将2011年视为中国“草根公益”的元年。以此为发端，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到2014年关注罕见病“渐冻人”“冰桶挑战”运动都是“草根公益”时代的典型事件。

相较于现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算已有生态。”专注非营利机构联系人管理系统的灵析联合创始人彭微向南方周末强调，那时“都是一些零星的互联网公益事件”。

多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分析认为，真正将这股“浪潮”推向高峰的是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等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的崛起。

2012年前后，电子支付平台与手机移动端的结合让公民个人能方便参与到互联网募捐中。张唯表示，这几乎将整个互联网公益推上了“快车道”，互联网募捐自此一路高歌，许多网络募捐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慈善》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众筹平台总量已达211个。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6年发布的《2015年度慈善捐助报告》，2015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淘宝公益等四家平台共筹款9.66亿元。

自2015年发起的腾讯“99公益日”起，三年间，这场公益盛宴也迅速推动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通过刺激社交媒体的反应，鼓励个体捐赠人与社交圈的其他个人接触，2016年腾讯于18分钟内就募集了高达4861万的善款，互联网平台筹款能力之强令人惊讶。

据《中国互联网慈善》报告研究发现，目前参与互联网公益的主力军是80、90的年轻一代。2014年冰桶挑战项目中，90%的募捐者都是90后。这群热衷公益的新生力量，也逼使着互联网公益从募捐这单一的公益方式朝着交互性更强的场景化公益演变。一时间，网络寻人、团圆系统、过期药衣物回收等互联网公益项目应运而生。

2012年12月，百度“人脸识别搜索”技术面世。2016年11月，该技术开始应用于走失人群。当时，民政部与国内寻子平台宝贝回家为百度提供庞大的走失人群数据，百度人脸识别以此为基础，进入模型训练阶段。2017年春节，该系统上线，用户可以上传一张照片，与数据库中照片进行1∶N的比对，最终确认照片上的走失者是否在数据库内。

百度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卢健说，人脸识别技术可通过识别人面部包括眼、鼻、眉毛乃至更细微部位的共72个特征，实现跨代识别。这意味着，仅仅上传走失儿童父母的两张照片，就可以在系统里对比出与走失者相似的照片，其技术优势在于彻底打破时空限制。

今日头条和阿里巴巴也先后于2016年2月和5月分别上线了“头条寻人”与“团圆系统”。与前者着重寻找走失的年长者不同，后者以寻觅失散儿童为主。

“头条寻人”项目组向南方周末表示，截至2017年8月30日，“头条寻人”共弹窗推送了18237例寻人启事，找到3000人，其中老人占比高达35%，最年长的走失者为101岁。如今，今日头条平均弹出100个寻人窗口，就有16人能被找到。

但据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上述技术均存在缺陷。百度人脸识别技术的局限在于，它的成败需要依靠背后庞大的走失人群数据库，受制于此因素，百度人脸识别在寻人项目上成功的案例仅为两个。该位人士说，基于位置服务技术(LBS)推送寻人信息的头条寻人项目，其缺陷在于推送信息时，很难保证走失者能完全在信息辐射的范围内，即准确性不足。

除了互联网寻人项目外，京东公益在物资募捐上发力，京东物资募捐平台自2017年3月上线后，为有闲置衣物、过期药品、空瓶等物资的消费者提供募捐平台，依托自诞生以来的物流优势，将物资输送到提供捐赠服务、环保再生的公益组织，通过它们实现物资的再分配。

京东公益在回复南方周末时称，截至2017年9月，京东公益物资募捐平台已与逾60家公益机构合作，累计募集一手、二手物资超过100万件。

“‘互联网+公益’的模式大大提升了普通大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京东公益回复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互联网对于公益的渗透力会持续增强，通过科技赋能公益的形式，让互联网平台、捐赠人、公益机构、企业与受捐人逐渐构成一个完整的公益生态。”

技术迭代与传统公益共同构筑的新型公益生态圈里，公众见证了募捐平台与公益机构如何依靠这张巨大的网，迅速高效地集纳社会资源，也目睹不少公益机构和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极大透支对中国互联网公益信任的上述骗捐、“套捐”事件。

张唯认为，业内应尽快设立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该机构应实现从项目筹款、执行到效果评估等全方位的监控与透明。

不过，叶盈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评级机构的设立是可喜之事，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国内已有这类机构，但其信用数据往往只得到业内的认可，其影响力在捐赠人及公众层面还远远不够。叶盈说，只有当捐赠人，即资本来源者，真正采信这些数据并以之作为决策依据时，才能证明有效。

她还表示，目前，欧美国家已有指南星(guidestar)网站及看门狗(watchdog)等两类机构。前者专做公益业内信用评级，并定期在官方网站上向公众公布最有信誉的公益机构，而后者则可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对在执行公益项目过程中，涉嫌损害巨大公众利益的公益机构组织调查，并向媒体公开调查结果，也为此后司法部门介入调查提供事实依据，构成真正的威慑力。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保证这类网站、机构是独立的，即本质上要有独立的话语权及运营资金的来源。

中国距离出现这类机构还有多远?叶盈说，等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有理性的捐赠人愿意出一笔钱来资助相关组织设置这样一个独立的行业监督机构，否则，它们没办法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