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教育不应忽视对人的关心 - 广州公益网

蒋勋：台湾知名美学家、画家、诗人与作家。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先后执教于文化、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著有《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美的沉思》、《蒋勋说红楼梦》等作品数十种。

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

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

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台湾社会的“王水事件”（王水是一种硝酸、盐酸混合强酸—米爸注），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 "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还做得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专业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居然还是这个孩子亲自动的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钱？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和网络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五千辆，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五百万车子时，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消费。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师一定要是人师，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而是更多依靠家庭。

台湾戏剧教育家俞大纲先生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作为“人”的自信。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