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娃体验乡下生活：图为11岁的广州仔林洪（化名），受访者提供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实习生 祝星月 向芮萱 刘冬艳
又一个暑期，乡村的留守儿童终于可以入候鸟一样飞向城市，来到父母的身旁——哪怕没有球场，没有泳池，甚至只能在父母打工的工地瞎跑、在菜市场帮忙收数……也是满心欢喜。
就在留守儿童和少年涌向城市之时，在车站码头，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走向乡村的城市孩子。
越来越多城乡孩子，在假期互换着生活场景。城市的孩子难以在贫瘠单调的乡村获得快感和满足，在自然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的氛围中。
他们尽管只是短暂的停驻、观望和时间，但这种足够冲突的城乡环境，却给他们的阅历刻上印记，或许会改变他们的一生的价值观。
仿佛如唱片A、B两面，城乡孩子在不同的伴奏下，唱着生长的一样的歌。花儿少年和童年，暑假里生命中有益的一簇火。
A：乡村少年的城市梦想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留守儿童”6100余万，占儿童总数20%左右。 全国妇联发布报告也称，“长期的亲情缺失使孩子变得孤僻、抑郁，产生被遗弃感。逾四成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三成以上出现心理问题” 。
于是，每当孩子们迎来暑假，在开往全国“劳动力输入地”的长途汽车、火车就变成了一列列“少年儿童专号”。 春运之外，“候鸟少年”来到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也成为一场壮阔的季节性迁徙。
清晨5时，广州城还没苏醒过来，15岁的陶可欣已经跟着妈妈赶去近10公里外的天河某批发市场进购豆腐。
7时，陶可欣已经带着批发回来的豆腐在海珠区一个菜市场开档。在妈妈返回康乐村做早饭的间隙，她要一个人应付所有的讨价还价。
从安徽蚌埠怀远长大的陶可欣在家中姐弟仨排行老大，还有一个13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
2001年，父母来到广州打工。在老家会磨豆子的陶姓夫妇干起了买豆腐的营生，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差不多三年，才从街边到“入市经营”。
陶可欣5岁是，被父母第一次接到广州。弟弟出生后，父母更让三个孩子带着姐弟仨一起加入假期南下的“儿童火车”。陶可欣骄傲地说，“我自己买票，带弟弟过来了。”
平时除了要读书，她还得照顾妹妹弟弟以及年长多病的奶奶。陶可欣说，全家都睡了她才开始做作业，“特别想爸爸妈妈，特别想带着妹妹弟弟一起去广州”，“希望他们在城里读书，比我有出息。”
10个年头的暑假“迁徙”，让陶可欣对广州有了足够多的了解。
“广州很好，中山大学很漂亮，珠江很漂亮，有很多好玩的，也有很多好吃的。” 已经被县重点高中录取的陶可欣告诉记者，她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很想姐弟仨都能在广州读书，然后留下来。
陶妈妈告诉记者，作为家里独子，弟弟陶志明倒是偶尔有新玩具，父母也仿佛更宠一点，小时候每每回家都几乎顺着他爱玩的性子。但受姐姐的耳濡目染，陶志明也慢慢“开窍”，成绩从中游冲到了年级前三。
“我也要卖豆腐”，陶志明很想帮家里的忙，但爸妈怕一不留神就见不着人，所以他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脑玩游戏。直到傍晚姐姐回来了，他才能由姐姐看着，在家附近的空地，与其他“候鸟少年”一起，耍一会儿。
空地再过去不远，是城中一家知名外语培训机构的一个学习分点，每天早午晚都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进出，有的还车来车往地接送。
有时看到下课的哥哥姐姐叽叽喳喳地经过，不时蹦出几个单词，陶志明会盯得很入迷。
家里人一起吃饭，菜刚上桌，妈妈就先挑了块肥瘦最合适的肉压在陶志明那碗白饭上。“你们不能重男轻女”，陶志明并不领情。直接就把碗里的肉夹给陶可欣，“姐姐照顾我们和奶奶最辛苦，要多吃肉”。
17岁的阿辉在广州“度假”是另外一种模样。
父母在阿辉4岁时离开老家到广州打工，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直到13岁开始，阿辉才应父母的要求，每年暑假乘坐24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不喜欢这里，太热，东西不好吃。”
爸爸在广州市某校当保安，妈妈在一个职工宿舍楼下看门，同时经营一家小卖部。小辉到妈妈的小卖部帮妈妈卸货、看店，夜里偶尔也会帮爸爸值班。
阿辉对这个城市没有产生多少归属感和亲密的感觉，他常担心自己比不过几乎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弟弟阿庆。
比阿辉整整小一轮的阿庆在广州念幼儿园。哥哥内向沉默，弟弟活泼好动。洗手的时候，哥哥只知道肥皂，弟弟告诉他还有洗手液。哥哥能和爷爷奶奶顺利沟通，弟弟连四川话都不大会说。
母亲今年给他广州给他报了一个“高三预备班”时，纵使很不愿意，但也答应下来，他不想扫了大人的兴。从来没有在大城市上过一天课的阿辉，在只有30个人的“小班课堂”里，感觉“格格不入”。
“我们老家七八十人一个班，这里人少，老师总能提问到你。”阿辉说，“特别是英语课，我一句都听不懂”。
越来越大的阿辉每次来广州的时间越来越短，他明白老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只有自己和爷爷、奶奶厮守，但他更想回到自己的世界，“在那里舒服”。
B：城市少年的乡下体验
又一个暑假即将结束。假期，给城乡孩子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越来越多的少年，将要结束假期调换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或许，这样角色互换会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城乡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知道消弭。
7月初，11岁的广州仔林洪（化名）没有提出任何生日礼物要求，而是希望妈妈能让他到乡下“变形一次”。“看看乡下是不是真的像电视里那样苦”。妈妈终究磨不过，答应他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参加了相关的活动。
7月19日林洪和其他7名小朋友来到了韶关市乳源县大布镇钨莲村。通过分组，林洪独自来到村里的陈婆家。
陈婆家有5口人，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子和媳妇在佛山打工，做的是垃圾回收的工作，过年才回来一次。用泥糊的墙壁，家里没有窗，墙壁上还有裂缝，林洪第一次感受乡下的泥砖房。晚上，5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第一个早上，林洪五时多起床，他第一次知道烧水还要用柴火。这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林洪印象极为深刻。
他地跑到小卖部想给爷爷奶奶买一个打火机，但又担心万一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不会用，他又多买了一包火柴，这应该可以用很久。回到陈婆家，林洪手把手地教爷爷奶奶用打火机。俩老一下就乐呵了，直夸他懂事。
在乡下的日子，林洪最喜欢的是喂鸡和扫鸡粪便。“我的玩具就是魔方和变形金刚，只在市场里见过活鸡”，他说，在陈婆家，每天都能追着鸡满山跑，“有时它们不跑了，我就可以慢慢摸摸它们的羽毛，很舒服。”
临走时，他特地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陈婆的孙子，让他给自己写信，告诉自己家里缺什么，“我会让妈妈寄过去。”
不管怎样，短暂的停驻让城市少年接触到不曾有过的体验。
15岁的李丽（化名）在中考后加入了某社会机构主办的“公益游”。她举止得体，言行礼貌，属于典型的好学生。
在两周前的公益游中，她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真实的乡村生活。
抵达当地学校时，面对着简陋的三层教学楼，李丽差点以为那是一间已经废弃的校舍。“但上课的时候，那些孩子特别专注，那种眼神会让老师不敢不认真”。
李丽对记者说，面对热情、单纯的乡下人，会给孩子们说广州和外面世界的故事会，但不敢说多，因为她有时觉得自己这样灌输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仿佛是种炫耀，怕会带来伤害。”
13岁的阿鸣（化名）今年第三次参加城市青少年到乡下体验生活的“公益游”。
尽管不是去同一个地方，但阿鸣感觉，乡村这些小伙伴对城里去的他们越来越热情，熟络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可能他们现在也有电视看了。”
阿鸣有个小心愿，他希望自己能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队下面建立一个少年小分队。“找些作文特别好的，愿意与山区小伙伴交朋友的，做成一个书信志愿服务队，与山里小伙伴写信来往，让他们多知道我们的事情，也许将来就能一起读大学。”他说。
“一天助学、一天体验”是某些社会机构组织的公益游（山区助学）的主要流程：曾经在服务中心工作过的志愿者回到家乡，在家乡的周围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学校，然后再在这些学校的周边寻找农户，形成了一条公益游的路线。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选择了类似的公益游。
据了解，许多父母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向孩子讲解城乡差异，同时也能让孩子了解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的道理。
有一名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曾经带着11岁女儿暑期下乡的母亲很有感触地说：“但当我在农村接触过那些留守的孩子，我就特别揪心。”她说，作为城市其实很应该为这些孩子创造条件，让他们来到父母身边时尽可能得到关爱，“让他们能享受公园、博物馆等公共机构和设施带来的知识；退休、闲适的人可以在社区中心领着孩子们学习、玩耍，不分本地的孩子，还是假期到城里和父母团聚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