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公益的年轻人：怀揣理想，为何不得不离开？
撰文 ▏王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公益领域，将公益作为就业首选。
进入的多，离开的也多。除了正常的职业流动，他们为什么选择告别？
公益天然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使不以情怀“绑架”，也不能否认，许多人在进入公益行业时，怀揣着一定的社会理想，以及希望实现的社会价值。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个体与组织的疏离，价值观与社会现状的撕扯……“人”的流失如影随形。
是什么击溃了他们最初的理想？是什么吸引着他们转向新的赛道？《社会创新家》专访了五位离开公益行业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已近乎绝望，直言“公益行业没什么前途”；有的只是短暂跳出，希望带着新的所学再回去；有的则是因为机构发展向好，自己可以“放心离开”……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曲鹏29岁 2013年迈入公益行业 全职公益时间5年
我最初接触公益是在大学。2010年，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专业读大二，“歌路营”来做青年公益领袖成长营，我很感兴趣，于是去参加。大四我在歌路营实习，毕业后就全职加入。
在歌路营工作三年后，我去了“灵析”。现在已经离开公益行业，进入一家做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工具的商业公司。
不得不说，当时离开，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但我明白，自己确实没有耐心再等待公益行业的正本清源和成长。
如果说，公益行业的主流叙事经过了三个阶段，参与式发展、公民社会和公益市场化，那我恰好赶上了公民社会末期和公益市场化萌芽。歌路营资方之一是何进博士，所以我也接触了一些有关参与式发展的内容。
这三种叙事无所谓对错。只是在热热闹闹的景象之下，我觉得行业进步不大。我在灵析接触过各种规模的社会组织，却已经看不到太有趣的项目。公益行业很容易接受互联网的话语体系，覆盖最多受益人和让数据提升的项目更容易被追捧。公益项目运作的专业化理论实际上都已经被抛弃了，在这种视角下发展公益项目没有任何意义。
公益市场化以及规模化的愿景很好，只是大家想得比较片面，觉得到更多支持就可以做到。商业公司所谓的效率高，是建立在组织能力之上，但公益组织最缺的就是组织能力。公益行业没有标准，全靠价值观推动，但机构内成员的价值观又很难时刻保持一致，结果就是组织内部有矛盾，组织延续不下去，经验也无法传承，机构注定做不大。
而且，我发现公益行业并未像我想象中那样以专业性发展，而是由一些人际关系、小团体主导。种种积累，已经让我觉得公益是一个没什么前途的行业，我身处其中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所以我还是离开了。
不少人在商业和公益间流动，有像我这样跳出来的，也有从商业公司进入公益组织的。从商业进公益的人，有些是因为在之前的工作中遇到瓶颈，想换个环境。这其实只是在逃避，这些问题之后还需要面对。而且如果他们还想回到商业公司，估计会比较尴尬。
还有一些是在商业上已经取得成功，想换一个领域实现价值。这些人其实不太愿意向公益行业学习，只想把之前的经验搬过来。至于这些概念该如何结合现有资源，用公益行业的思维把事情做好，他们没有想过。结果就是，这些概念听来很好，但实施起来很难。抽象些说，这些大佬没有“人”——一位位受助人的概念，只有受助人数量的概念。
我并不后悔一毕业就进入了公益行业，这符合我当时的考虑。而我现在的一些能力，也是公益行业带给我的，比如思考问题的高度、同理心等等。现在的工作中，我可以和各部门更好地协作，就是因为我更理解他们想要什么，这是公益行业带给我的正面影响。
但我不建议年轻人进入公益组织，这对职业训练没有任何帮助，除非他能进入一家比较好的公益组织，或者无法进入好的商业公司。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歌路营对我做了不错的职业化训练，而且进入灵析后，我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这让我有不一样的思考。现在一些年轻人还在公益组织之间跳来跳去，但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有些为他们感到不值。
现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偶尔也会冒出回到公益行业的念头，做自己更熟悉的事情。但行业还是那个行业，想想还是算了。
裴筱33岁 2013年迈踏入公益行业 全职公益时间6年
我曾在壹基金工作近6年，之后短暂入职长江商学院。2019年，我加入王石先生的助理团队，主要从事品牌和商业相关的工作。当然，如果工作上有和公益相关的业务，我很乐意帮忙。选择这份工作时我就表达过，未来我还会回到公益行业。
我算是个价值驱动型的理想主义者。大学参加志愿者协会时，接触了国际组织，感觉很酷很有趣。本科毕业后，我去乡村支教，自己联系基金会为学校拉来了些资源。那时开始对公益有强烈的向往，觉得可以实实在在帮到人。我原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为了增加“非营利组织”专业背景，还专门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与发展”专业。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发生地震，恰好壹基金要成立驻雅安灾后重建办公室，我心潮澎湃，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果断申请了。
进入公益行业后，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没有像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抱怨着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工作，但具体到日常上还是会有些落差。
在雅安做防灾减灾项目两年半后，我回到北京，主要负责儿童发展项目设计和执行。2018和2019年，“标准化、规模化”的理念比较热。壹基金作为一家行动基于联合救灾网络的公募基金会，在全国有数百家合作伙伴。那时，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为合作伙伴带去标准化产品，并在过程中支持、管理伙伴，就像麦当劳的中央厨房，把握、输出标准化菜单。我感觉自己离受益人越来越远。一段时间内，这让我很迷茫。
坦白讲，这并非我的初衷。我向内追问过，为什么自己会被公益行业吸引？本质上，感受到受益人的需求被看到、被满足和被赋能，自己内心涌出暖意，是我工作的动力，及对工作价值感的诉求。但在“规模化”的大潮下，每当我因为困惑想寻求答案，得到的回复总是，作为资助型基金会，机构使命之一就是孵化合作伙伴。理论上，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受益人，但实际“标准化”又像另一只手扼住了伙伴们个性化发展的空间，毕竟大家不都是麦当劳门店。在议题研究和项目设计的同时，满足传播、筹款、伙伴管理等耗时巨大的相关方诉求，逐渐松散了焦点，这让我痛苦。
“公益”现在总被拿来跟“商业”比较，大家希望建立起规范化的建制，希望作为一个行业被更多人看到，但我认为行业最底层的方法论还没有形成最终闭环，也还不足以为受益人和捐赠人提供终极产品。我们都了解，许多基层一线公益组织非常需要资源去解决真正的需求和矛盾，“规模化”、“标准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这种需求的回应。我理解行业生态面临的挑战，基金会很难逐一对一线项目方案进行审核、评估、资助，但如果不首先考虑受益人的最根本需求，合作伙伴的能力会自然成熟到不再需要“标准化”支持吗？我不知道。标准化产品只是“中点”不是“终点”，从“中”到“终”的后半段怎么实现才是真正需要被资源重视、被精耕细作、埋头苦干的部分。只是，这些工作往往事倍功半，影响力输出有限。我认同道阻且长，也期盼行将将至。
由本心出发，当个人情怀不断向行业趋势和机构策略发问时，换一条车道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离受益人远了，我想索性深入捐赠人后方，说不定有机会架起某条曾经过不去的河的桥梁，于是去了长江商学院。在这里，我听闻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企业家公益故事，但无疑大家都会面临“助者发心”和“受助者需求”之间的根本命题。之后我决定暂别公益岗位，努力站在商业视角重新认识世界，希望再回来公益行业时，能带回些许问题的答案。
很多人认为从公益到商业的职业转变跨度太大，比如“公益人对挣钱没有欲望，在商业领域将是致命短板”，我之前也受这个想法影响，但实际两者并非如想象般割裂。所谓公益人难以适应商业规则的要求，其实是自己设立的心理障碍。进入商业领域，我当然也花了不少时间突破自己。但现在看来，决定你能否胜任岗位的始终是你的思维、学习和沟通能力，这些是从踏入职场的第一天就开始积累的，无论这个第一天从哪里开始。何况，很多公益人在踏入公益圈的时候都舍弃了很多，我想，能做出这样选择的人，内心力量必定可以支撑他攻克更多难关。
我依然喜欢公益行业。做公益的过程中看到、关怀别人的需求，和看到、关怀自己的需求其实是呼应的。这让我慢慢找到了和自己和谐相处的方式，这种感觉让人自在、安定、感恩。
前段时间，我几乎遭遇了一场生活的“狙击战”，父亲突然病倒，自己的身体也差点崩溃。当亲身面对“个体诉求与社会发展间”诸多矛盾时，满是辛苦挫败。那段时间一直鼓舞我的，是王石先生最近表达过的一个观点——他在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的成就卓然，但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的第一个四十年。此刻的我们正站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起点，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这便是我们这代人对“第二个四十年”应然的责任和担当。
这个观点常常让我从紧张烦闷的心情中放松下来，用更包容的心态看待问题，对未来充满希望。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的公益行业经历了不长的发展，未来，我们也许能参与到它更重要、更可持续的发展阶段中去。
罗诗灿27岁2016年迈入公益行业 全职公益时间4年
2013年，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担当者行动”在福建宁化安乐乡中心小学开展的夏令营。当时，我正在东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读大二。也是在这一年，担当者启动了县域实验区助学工作，主要是依托志愿者，联合当地教育局、校长、教师、家长等群体开展长期、系统的教育助学服务。2014年，我作为第一批项目协调员驻扎在赣南革命老区瑞金。2016年，我全职加入担当者。
担当者是一所全国顶尖的阅读助学公益机构。选择加入它，是因为影响中国乡村教育是我一直期待和感兴趣的。在担当者，我主要负责品牌筹资，就这样做了四年，今年刚刚离开。
从我的观察看，这几年社会发展越来越好，公益行业肯定也会越来越进步。在观念上，大家这几年变化就很大。担当者关注的阅读公益，趋势也只会越来越好。我接触的同行中，大部分筹款、品牌、项目影响力都有提升，当然，规模也大了。这可能是因为现在进入公益行业的人才多了，各种互联网工具、平台也有所增加。
我所在的担当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开始了新一阶段的跨越，作为高度互联网化、平台化的机构向外输出资源，整体规模也不再像一个初创型的机构。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离开了。
我的离开更多是个人原因，我还有其他想实现的事，比如环游中国和创业。不过，也有一点原因是，我确实已经感受到了个人想法和行业趋势的冲突。
这些年比较热的理念是规模化，担当者现在也在规模化的起步阶段。但根据我对公益的理解，这是一件需要精耕细作慢慢施加影响的事，是“小众”的。公益机构也应该是精致的。总谈规模化、市场化、社会治理，不是我想象中的公益。一旦一件事情需要规模化，就是时候需要国家政策介入了。
我参加过一些规模化平台的活动，个人感觉他们讲得很高屋建瓴，不接地气。现在国内很多公益机构还在温饱阶段，离他们谈论的理想太远了。
最近我一直在走遍中国的路上，未来计划做文旅方向的创业。我很喜欢之前和“担当者”团队的相处，但估计自己不会再回到公益行业了。
不过，月捐是我会继续坚持下去的小事。我也会继续寻找更多人加入担当者的月捐，支持中国乡村教育。
陈美玲30岁2013年迈入公益行业 全职公益时间7年
2013年，我从闽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我们班一共40多个人，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自愿报这个专业，其余都是调剂来的，后来也有人转走。我之所以学社工，和汶川地震有关。那时电视上的抗震救灾新闻铺天盖地，看到志愿者在现场支援，我心里很澎湃，像打了鸡血。高考后选专业，我百度“什么专业能去灾难一线服务”，跳出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工作”。
大学四年，我学社工的心很坚定，当时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要去帮助别人，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有方法。”这句话鼓励了我。毕业后，我也想在工作中检验一下自己到底学了什么，就直接入了行，到深圳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做一线社工。
当时，我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平衡和政府部门（社区委员会）的关系，一方面要避免成为他们的职能部门，一方面要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支持方便开展项目。慢慢地，我面临一些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比如，主管领导更愿意迎合社区居委会的需求，忽视了项目服务群体本身的需求。
2015年，我辞职回到厦门，入职同心慈善基金会，负责的还是社工方面的工作，先后担任过项目主管、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和项目评估组负责人。这段时间，我接触的群体也很多，志愿者、社区社工、困境儿童、初创社会组织等等。
但越做越觉得，社工行业有很多我不能接受的地方。比如，有些从业者似乎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伟大”的事，开始用类似“公益”“免费”“奉献”的要求去“绑架”路人或者志愿者。
而且，社工行业门槛比较低，没有选拔人才的标准或要求。有些机构的标准是只要愿意做事就可以；有些则又非常局限，要求必须是社工或相关专业，这就导致团队同质性太高，限制了其发展。我的感受是，这个行业做事效率普遍比较低，大概是因为薪资水平不高，也没有良好的考核、晋升机制。
2020年，我从公益行业离开，开始筹办社会企业。其实这也不等于完全离开公益行业，算是换了一种方式做自己理解的公益。选择做社会企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如果依靠政府，可能会因为领导的更换导致项目中断，何况拿政府项目本来也不容易。我们更想通过社会企业实现“自我造血”。我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并不是“公益市场化”，而是商业反哺公益，“两条腿走路”。
现在还在构想具体模式，理念要落地并不容易，尤其是商业部分，我们非常缺少市场思维。好在这几年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愿意给些支持。
我不太建议年轻人第一份工作进入公益行业，一方面是考虑到职业晋升和薪资待遇，一方面是低效率容易消磨掉激情。如果有情怀非要来，最好选择制度相对完善、规模大一些、相对成熟的组织。
现在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其实在倒退，公益也在回落。而且公众对公益的理解还比较狭隘，认为公益就是捐钱或者免费。不过，我目前的想法还是继续做相关工作，这个仍然是我的兴趣所在。
晓冰26岁 2016年迈入公益行业 全职公益时间2年
我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歌路营”，从2016年3月到2018年7月。机构的核心项目叫做“‘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每天晚上给农村寄宿留守儿童播放一个睡前故事，陪伴他们入睡。
之所以进入公益行业，一是因为我在山东师范大学读公共管理时，接触了“非营利组织管理”这门课，很感兴趣。我记得这门课的教材是康晓光老师编的，后来我因为想了解这个行业在如何运作，又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比如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二是和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孩子面临着什么。
在歌路营的两年多里，我一年负责筹款，期间也兼做一些设计工作；一年负责机构信息化管理系统从0到1的建设，现在看角色应该是PM（项目主管）+ 产品经理。
离开公益行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相对商业机构来说确实比较低，刚入行时工资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租房、吃饭基本就没了。
二是个人成长上的焦虑，当时遇到的问题，按现在互联网公司流行的说法，是“如何通过数据驱动业务”。有了信息系统后，我们采集了学校大量的播放数据，但如何通过数据抓手，做好学校播放质量管理，做好项目实施质量管理，是当时遇到的困惑。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组织、行业内得到答案，十分焦虑，就离职了。
我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运营。有人认为公益人可能很难适应商业公司的要求，出去不好找工作。从我自己和一些同事看，虽然大家第一份工作都在 NGO，但转行都还挺成功的，只不过需要多走一些弯路，多花一些时间。
我认为，公益行业转行难的原因并不在于公益行业，转行转岗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主要还是看人的持续学习能力。歌路营属于职业训练做得相对好的机构，我们也积累了一些通用能力，比如 MVP （最小可行产品）方法、快速学习的能力、如何做用户调研、如何做产品可用性测试等，这些在公益项目和商业项目上都适用。
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和原来关系不大，但有一定的相通性，比如对之前离开歌路营时期望解决的问题和困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答案。有些岗位的 JD （职位描述）壁垒不算高，可以到了新岗位再持续学习。
不过，我还是不太建议年轻人第一份工作选择公益组织，一是很多草根 NGO 的职业训练对职场新人来说并不友好，可能会导致转行比较困难。二是这个行业已经很久没看到新的机构和血液，创造力和创新性在枯竭。三是在我看来，相比商业机构，公益组织对人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但行业现状却是人才质量并不高，存在很多无法适应商业机构而去 NGO 的人，这种环境下个人成长会比较慢。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社会创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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