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儿童性虐待，提升意识和同理心至关重要 ｜ 社论前沿
引言在全球范围内，儿童性虐待对公共卫生、社会正义、人权、性别平等和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12.7%的儿童遭受性虐待，在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女孩受害的比例是男孩的两三倍，最近在五个非洲国家发现女孩受到性虐待的比率更高，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却报告女孩的发生率较低。国际和各个国家已经认识到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预防、确认和适当对待儿童性虐待。联合国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2015-2030年之后的全球人类发展工作制定了一个议程。重要的是，这些目标增加了两个新的目标，即承认虐待儿童是健康的基本障碍，要求采取一致的行动。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儿童性虐待在社会上显然是棘手的问题。导致虐待发生、隐蔽和继续的障碍在个体层面上，儿童性虐待的肇事者社会情感发育不良，态度和认知扭曲，而且针对成年妇女的性犯罪者具有类似的属性，即性权利感，同情心赤字，强调男性气质的建构表现和统治地位，以及儿童时期受害史。在制度层面上，例如在学校和宗教机构中，儿童性虐待更有可能发生、被隐瞒，而且当存在强权等级制和保护机构声誉的沉默文化，缺乏包括强有力的组织政策、员工筛选、行为准则、事件报告程序和员工教育等在内的监管机制时，性虐待会继续下去。在社会层面上，当儿童的权利不得到承认时，儿童的性虐待是可以实现的。法律和政策不禁止和起诉性犯罪，反对性暴力的社会规范薄弱，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男性气质强调侵略和性主导，对性和暴力无知，社会机构中的舆论领袖缺乏行动意愿。因此，为了应对儿童性虐待，卫生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多重、独特和跨学科的挑战。其隐藏的私人性质是一个直接的问题，对性行为和人类心理学的固有关注增加了对个人受害者、肇事者和变革者反应的复杂层次。与机构和社会力量的联系，包括性别建构和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正在进行的被社会化的拒绝讨论性问题是另一个复杂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在改善这些儿童的政策和医疗保健制定系统的反应方面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挑战。发展意识的需要及进展的迹象第一个挑战是意识问题。即使在西方国家，个人和社会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仍然只有几十年，仍然不完整，关于儿童性虐待的知识差距和误解在广大公众、专业人士和社会舆论领袖中普遍存在。对儿童性虐待性质及其多层面的认识是预防、承认和行动的基本条件，并且在个体，制度和社会层面都应如此。在个体层面上，必须认识到：儿童自身，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肇事者和知己、父母和看护者，其支持性反应是受害儿童调整的基石，还有教育、保育、健康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福利和其他青年服务组织成员，因为他们往往是孩子所信赖的成年人。在制度层面上，青年服务组织的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必须拥有这种意识，如果他们要培训员工，制定有关滥用预防和应对措施的明确政策。在社会层面上，社区，宗教，媒体，政府，司法机构领导是知识的重要人物，公众意识是必要的。在提高认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有明确的机会。提高认识的关键内容包括：什么是儿童性虐待，谁经历的，在什么年龄，谁造成的犯罪行为和其他法律后果，受害后儿童感觉如何，对儿童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后果如何，不披露的倾向，披露的真实性，儿童受害之后典型的情绪、社会和行为反应等。专业人员和机构领导人还必须意识到其法律和道德责任，增强公众意识，包括通过媒体宣传，也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发展同理心的需要及进展的迹象第二个挑战是同理心问题。同理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本文接受多个理论家几十年来的解释，即同理心具有双重属性，这需要对个体的情境、感觉、需要以及适合个体情况行为的情感动机的准确的认知理解。重要的是，无论作为一个一般的机制，还是具体的语境化，对一个人的同情和关心会鼓励亲社会的利他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同理心需要一种能力和意愿来想象被虐待的孩子的看法、需要和创伤，以及身体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避免一些所谓的严重的痛苦会减少帮助行为并产生自我保护的看法。发展同理心的努力为卫生政策提供了多重机会并取得实质成果。在个体层面上，高度的同理心可能有助于潜在的违法者抵制虐待儿童的冲动。在制度层面上，高度同理有助于改善政策的意愿，尽量减少发生儿童性虐待的可能性，并采取恰当的对策，而不是掩护和保护肇事者。在社会层面上，高度的同理心可能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好的法律和政策干预措施，倡导儿童安全的社区领导者，以及制定保护儿童权利、促进两性平等、重塑男性和女性气质的社会规范，并中和有害的态度，如放纵对儿童性冲动的权利感。行动步骤对儿童暴力行为的反应模式认识到需要采用生态学方法进行系统化的努力。意识和同理心建设是主要的、可以实现目标的潜力钥匙。在施加性虐待之后促进适当反应至关重要。家长和看护人员以及卫生、教育、执法和其他青年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士应该将提高认识和同理心建设作为主要目标，从而能够对披露做出适当的回应，甚至可以早日发现案例。教育和宗教机构必须制定必要的文化和监管手段，尽量减少犯罪行为，防止隐瞒文化。加强预防性暴力的努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儿童期的干预措施。尽管需要男女同步努力，但也有必要对男子和男童进行专门的干预，然而关于成功干预男孩和男子从而防止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的证据很少。因此，在个人预防方面，要更加重视儿童，特别是发展男孩的同情心以及情绪自我调节的相关技能，如冲动控制和延迟满足，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性行为、性关系和性别角色方面的教育。这种增强的个体意识强化和同理心建构本身将有助于改变社会规范，包括性行为规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以及性别不平等。重塑男性通过尊重的性行为来达到一个体面身份的观念有助于取代男性通过性侵略和性统治获得体面身份的观念。此外，体制和社会层面的认识和同理心发展将有助于重新调整制度和社会规范，加强保护性社会结构以减少儿童性虐待。政策制定者和社区领导者对于推动和嵌入新的社会规范以及对性别不平等和建构男性气质的必要的、更广泛的结构性反应至关重要。结论在全球范围内，需要采取新的进展来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儿童性虐待。在个体，制度和社会层面，提高对儿童性虐待和对受害者同情的认识是必要的。可能意识获取可能比同理心的增益更容易实现，然而，两者都需要促进更加强有力的社会结构来保护儿童，总之，增强意识和同理心是促进暴力预防、人道主义反应、政策改革、健康社会规范和社区发展有益结果的关键因素。文献来源：Ben Mathews and Delphine Collin-Vézina（2016）.Child sexual abuse: Raising awareness and empathy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new public health responses.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Vol.37,3,304-314.文献整理：赵南南
来源：社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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