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创视野|康晓光：公益界里的“反对者”
有一个人，他始终奋战在社会创新的最前线上，始终为争取到更多人的利益而敢怒敢言。这样拥有着暴脾气的性格，人际关系处理上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文化的人，却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慈善事业应当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坚持仁爱的观点。他就是，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一个比起鼓掌，更习惯叫板的人。“无欲则刚”不准确，无欲，则无所谓刚与不刚，只有在更大欲望、更高理想的牵引和支撑下，才会对俗名俗利不屑一顾，才有勇气蔑视本该被蔑视的一切，才可谓之曰“刚”。康晓光说，他愿做孤家寡人。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撰文：白筱 摄影：张旭
康晓光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论，且坚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你要如实讲，双方都不满意，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打得鼻青脸肿。”
他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发展”“儒家文化复兴”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十五年前，他撰万言长文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此后多有相关著述，描绘出一整套路径，试图将当今“精英联盟”之中国引向“儒家宪政”。这套学说远离主流，康晓光也陷自己于被“夹击”的境地—马列主义者恨他揭短，视其为异己分子；自由派怨他为体制辩护，觉得他并非同路人。
康晓光没有站队的欲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会组织倒很欢迎他。书斋与讲堂之外，康晓光介入第三部门，参与社会实务工作。除了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还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但他不是个习惯鼓掌捧场的人。
我反对
六年前，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上演讲，康晓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个月，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华举办晚宴，中国众富豪应邀赴席。虽然这场开始前就被坊间戏称为“鸿门宴”的“劝捐晚宴”终被定义为“慈善交流晚宴”，但关于“裸捐”的讨论并未就此终止。
冯仑发言谈及于此，认为诱导所有企业家“裸捐”可能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若企业家将财富“裸捐”给政府支配，更无异于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康晓光越听越火，“公益界没骨气，那个场合没人说话，全在那儿一脸媚笑，等着要几个小钱，鼓掌，喊好，成什么东西了？你有几个臭钱算老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花你一分钱。”
他怒而上台，把发言稿扔到一边，张口便点名批评冯仑“混淆概念”。他觉得，今时今日中国企业家自愿“裸捐”做公益，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混为一谈。
“你可以当妓女，但你反对别人当良家妇女，你这妓女也太嚣张了。他这个类比也不恰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是被胁迫的，今天政府态度都没表，谁用暴力胁迫你了？”
万通基金会是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冯仑的主张，康晓光做客却砸了场子。“以前我们都不错的，（冯仑）以后见了我再也不说话了。”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的李玉生回忆，康晓光提反对意见从来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康晓光与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2007年，徐永光创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康晓光任理事。“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首个项目，徐永光主张办公益学校，运作成本由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组成。他对项目寄予厚望，信心满满。但项目开展并不顺利，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项目启动后，却不得不超预期提供资金支持，还要介入学校理事会干预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对（这一项目）的，理事会吵架就吵了一年半。”康晓光说。
李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会上康晓光、徐永光以及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人观点不一，争论非常激烈。“当时徐永光下不来台，包括程玉，更别说新公民计划的那些总干事。场面有些尴尬。”
理事会最终肯定“新公民计划”的价值，同时，决议逐步压缩项目。李玉生说，“康晓光这样的学者，作为第三方专家力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提出他独到的判断，扮演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角色。”
《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封面
发现隐秘变革
上世纪90年代初，康晓光做中国反贫困研究时，下乡考察遇一家贫困农户，随手掏出几百块钱给农户的孩子，被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成“希望工程”。“当时希望工程的‘话语霸权’非常强，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就会被称为希望工程。”
1996年，中国青基会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其项目做评估，康晓光作为评估工作主要负责人，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隐秘的权力转移。
对于社会统治与管理，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某一客观问题能否被发现、提出，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认识，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这种将客观问题“问题化”的机制隐蔽而深刻，在中国，这一权力此前只为政府独掌。
康晓光常年进行反贫困研究，深知“问题化”机制的分量，“让哪个问题进入媒体，进入公共政策，进入国家财政，这是有说道的。往往最严重的问题被掩盖，甚至被扭曲。”
他举例，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得农村社区中青年大量流失，不仅乡村遭到重创，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并未从“人”的角度被社会给予应有的关照。在最初，一系列由此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进入主流话语。“十年前一面倒，说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收入增加，农村致富了，讲这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城市精英装看不见，媒体装没这事，政府从来不提，这些人自己更没能力提出来。”
透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康晓光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全新机制—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单位之外，另一类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并动员全民力量加以解决。客观上，这类机构掌握了“问题化”的权力。
“在我心里，根本没把中国青基会看成一家公益机构，它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一发现让康晓光深受触动，自此，他展开对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并深度参与，在多家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的同时，还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为主要平台，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持续输送大量理论与学术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门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年，康晓光尝试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困问题，9月底，所有分项研究报告全部完成，只待撰写总报告，但一场惨案的发生，使他无法继续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书中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告上人性法庭。
无人幸免于罪
“除了钱什么也不认，一群狼的社会，当时我对这个大的社会氛围特别不满。在这件事当中，都在批评警察，对整个舆论我也不满。”康晓光又点燃一根烟，“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2003年6月4日，成都女子李桂芳因涉毒被警方抓获，并被强制戒毒，3岁女儿李思怡无人陪伴，被独锁家中。李桂芳曾多次哀求先回家中安顿女儿，再接受强制戒毒，被办案人员拒绝。17天后，人们在她家卧室门后发现李思怡高度腐烂、爬满蛆虫的幼小尸体，卧室门上一块油漆剥落，残留着数条血痕。没有邻居声称听到过她的叫喊声，直到她的尸体被发现，人们再也无法对这个幼小亡灵的哀嚎和控诉充耳不闻。
那一年，康晓光的女儿也3岁。他眼泪流了无数，久久难以释怀。李思怡家那扇将人性隔绝的门的外面是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康晓光说，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耻辱和罪恶深重。每天出门前，他照常和女儿吻别时会想起李思怡；坐在办工桌前，看到墙上女儿的照片时会想起李思怡。每每念及于此，心如刀绞，泪涌不止。他说，不做点什么，他无法面对自己孩子和自己的良心，他将永无宁日。
全社会都在谴责涉事办案人员玩忽职守，康晓光觉得不能只停留在这一表层。他问自己，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李思怡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那个没有亲友关照，没有固定收入，没有低保，电力公司拒绝供电，从未获得政府部门、社区、妇联、共青团、福利院等等有责任提供帮助的机构施以援手的环境里，李思怡是否能活下来？
“相应的法律、机构、财政拨款和工作人员这一切都有，为什么需要的时候全没了？光说制度建设，有制度建设就足够么？公益慈善界没有人讲这些问题，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给大家，分析明白，否则悲剧就白白发生了。”
他停下手中所有工作，动身前往成都，做了多日实地调查，在重重阻碍中走访了社区家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也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媒体，并将调查结果写作成书，名为《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书中，他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此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以及背后的深层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写作时，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情绪干扰学术判断，作为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科学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他不得不向读者坦陈，“这本书是在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
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落笔时已经没有多少眼泪了，”他将半只烟摁熄在烟缸里，“只有愤怒！恨所有人，恨他妈的所有人。”他向后仰在沙发上，“唉！”地一声沉重长叹，听上去像某种力不从心的悲鸣，也像是熬过劫难心力俱疲的如释重负。
“康夫子”
女儿出生，完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体会到何谓“仁爱”。“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出发，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内核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它讲人灵魂性的概念是‘仁’，是种最纯、最原始、最生动、最强烈的爱。对父母的爱，对爱人的爱，这两种感情，跟你对孩子的爱相比差远了，是几倍几倍的差。”
而李思怡的死，让康晓光第一次发自灵魂地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他说，撰写《起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仁者”。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没一家愿意出版。他决定破例妥协，答应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长朋友说，改都没法改，整个味道不对。此情此景，正如康晓光赴成都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处于高压中，人人为求自保，对他避之不及。体制内很好的朋友，不敢开车送他，“你自己打个车吧。”所有人都活在心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晓光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仍不免对这乖谬荒诞的社会心生愤怒。
最终，《起诉》一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消息，免费送。他先后自费印了两批，送了近8000本，他的几个学生天天往邮局跑。
于建嵘称康晓光为“康夫子”，他对《中国慈善家》说，“（对体制）我批评多一点，他建设性多一点，他会提一些他现实性的想法，讲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二人曾共赴一场关于信访制度的会议，会上观点产生分歧。于建嵘回忆，“他（康晓光）主张‘仁政’，认为信访（制度）要强大。我则认为，一旦强化了信访（制度），这个国家法制无法真正（完善）起来。”
会上争论兴致未尽，二人又拉上朋友几人觅得一家山庄继续话题，终将争论升级为“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红脸”。
“观点之争不伤私交”，于建嵘觉得康晓光是个很好的朋友，“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怀，看到苦难的人会心里难过，会流泪。看到一些问题，会愤然而起。”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在他的观念中，儒家“君子”与“士”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为执着信念不废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学养深厚大智大勇，“那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这个时代，那些乡愿，德之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都在为‘稻粱谋’，都活得很好。”
他告诉学生，“最起码，你们别学我吧，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惨。”但他也说，“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
对话康晓光：相比于基督教文明的“博爱”，儒家的“仁爱”更普适
《中国慈善家》：最近几年，你以“公益文化”为对象，对中国大陆文化格局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你认为当下中国公益文化处在怎样一种状态中？
康晓光：还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大家也都在做慈善公益，但什么叫慈善，缺乏认真思考和梳理，缺乏一套理论体系。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谁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这些问题，大家好像都明白，但你真问他，谁又都说不太清楚。中国传统有一套东西，毛泽东时代有一套东西，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有一套它的公益文化，有它的一套价值观，但今天都是一些东西的大杂烩、拼盘，处于这么一种混乱、模糊、撕裂甚至是冲突的状态。
《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二三十年了，对这些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研究得很少，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会怎样？
康晓光：稀里糊涂，外部的舶来品不断来中国洗脑，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否合适。现在这些培训、能力建设，全是美国、欧洲、香港的，那套东西在它的历史传承和土壤里，在它的政治经济制度里，是非常适合的，到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不加辨别就囫囵吞枣，都接受，学得又都不清不白的，半吊子，转过身来又去贩卖。
《中国慈善家》：西方现代公益文化是中国公益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么？
康晓光：那不一定。中国的公益文化是非常精彩的，只是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去梳理。从今天公益慈善事业的角度回头梳理、整理传统经典，这个工作很艰苦。它是格言式的，散布在各处，不成体系，把它按照现在的逻辑和思路组织起来，建立起一套理论话语，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博古，还要通今。你读古希腊的东西，比如哲学、政治学，它的思维表达方式和今天很像，但咱们的古典典籍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传统的这套公益文化复兴，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中国慈善家》：这部分研究现在进行到哪个阶段？你的最新著作《文化变迁的逻辑》今年会跟读者见面，有体现这部分内容么？
康晓光：现在一个初步的融合都出来了。我在这本书里基本上做了一个总结，中国儒家传统的公益文化是什么，毛时代的是什么，包括现代西方的。现代西方的有人总结过，毛时代和中国传统的（系统研究）应该是我的首创。这些工作在这本书里都有一个提纲掣领的阐述，专门用一章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如今公益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应属“慈善文化”，是缺少公益文化思维的，甚至不喜欢用“公益”这个词汇来描述，你提到的传统公益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康晓光：不是不是，我讲的这个词跟他们的理解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你刚才传达的这种看法，这是无知造成的，数典忘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整天在议论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中国传统如何，中国传统典籍他读了几本？中国传统是什么，他知道么？不知道就敢信口雌黄，这是一百多年文化自残的结果。子孙后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从民间到政府，从百姓到精英，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整整一个多世纪，天天在这儿掘祖坟、毁灭自己的文化。
《中国慈善家》：相较于西方公益文化，中国传统公益文化中的“利他主义”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优势是什么？
康晓光：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具体还要看我那本书。简单举例，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利己和利他的逻辑。最简单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爱我的父母，在照顾好我父母的前提下，我也要想想别人也有父母，我也要让天下的父母都幸福；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也不忍心让别人的孩子成为文盲。这和基督教的“博爱”不一样。
“博爱”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彼此没区别，它主张无差别的爱。中国人说，不是，如果我有能力帮助人，我首先把我最亲的人帮了，有余力再帮别人。我认为，这个是符合人性的。实际上西方人也是这样，只能供一个人读书，他肯定给自己的孩子，之后再给别人，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仁爱”才是普适价值，“博爱”则是一种宗教信念，很难做到。我们用科学、严谨的学术手段做了一套问卷，证明了这个判断。
《中国慈善家》：跟基督教文明相比，儒家“利他主义”在对人的激励方式和作用强度上有哪些不同？
康晓光：中国人利己和利他是不分的。比如，对于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一个圣王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只修身不行，还得齐家，只齐家就行了么？还得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成功的人，绝不是仅仅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的人，否则中国文化不承认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个小人。一个有担当的君子，他是要履行社会责任的，是要对那个“大我”有所贡献的，要造福天下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逻辑。
西方文化主要是依靠传统基督教中的灵魂不死，通过这个来解决动力问题。你的身体死了，生命并没有死。身体的存在是有限的，灵魂的存在非常长，至于存在的状态好坏，取决于你活着时是不是干好事。干坏事你就下地狱，干好事上天堂。它是通过来世，通过灵魂的不死，对人进行道德教化，激励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不是，儒家不承认灵魂不灭。但是，儒家对承担公益事业的激励是非常强的。儒家如何超越生命的有限？它不追求灵魂的不死，它追求生命的不朽。而实现不朽的途径，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说，通过你造福社会，造福人类，通过事业影响千秋万代，让更多人受益，让你的影响你的作用持续存在下去。这个时候，就认为你的生命还在继续，你还活着，死而不亡谓之不朽。过去，死和亡是分开用的，两个概念，死基本上就是活动终止了，亡表示你的影响消除了。
所以，要追求不朽，就要在活着的阶段造福更多人，甚至造福后代的人。实际上这套东西更有效地激励人，在此生，你要积极地有所作为，通过修齐治平，赢得你生命的不朽。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原文标题《康晓光：我自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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